作者简介：王馨，女，深圳大学社会科学学院教师，从事西方哲学和政治哲学研究；王立新，男，深圳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中国传统文化研究。
　　基金项目：深圳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金资助项目，项目编号：11QNCG24
　　中图分类号：B51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4-0044-05收稿日期：2010-10-17
　　
　　一
　　
　　自从1275年马可波罗第二次受到忽必烈的接见，游历中国，写下《旅行记》，欧洲人开始对中国产生了极大的兴趣。［1］（P191-195）之后，西方商人、旅行家和传教士大批涌入中国。与商人注重利益和旅行家注重山川地貌的兴趣完全不同，传教士非常重视对中国文化和民间风俗的了解。他们将自己在中国的见闻和对中国文化的感觉写信告诉西方人，西方人对中国文化的真正自觉的了解，大致应该从这个时代开始。到了16、17世纪，这种了解已经相当普遍而且也相当深入了。传教士对中国的观感和对中国文化的转借，诱发了西方世界的知识精英甚至是哲学家们对中国的极大兴趣，他们开始用中国文化作为参照系来重新审视和裁衡自己的文化和哲学了。
　　德国哲学家莱布尼兹（Gottfried Wilhelm von Leibniz，1646—1716）与清圣祖康熙皇帝（1662—1712）的时代大致相当。据说莱布尼兹少年时代即对中国产生了浓厚兴趣，而且将这种兴趣一直保持到终生。莱布尼兹广泛搜集有关中国的材料和相关报告，试图向中国借镜，利用中国传统思想的资源，来推进自己深信的哲学体系［2］（P10），以为他所创立的“普遍之学”奠基。直至今天，莱布尼兹仍然是“西方哲学家中最了解中国和中国哲学的哲人”［2］（P11）。中国哲学首先是作为莱布尼兹的普遍哲学所以成立的例证来被阐释和说明的。［2］（P12）但是，就在他这样做的同时，他却发现了中国哲学的优长。“我们与他们（指中国）都各有自己的知识，可用来与对方作有用的交流。在知识的深层和哲理学方面，我们超过他们”，“在实践哲学方面，他们确实比我们更有成就。这指的是道德学和政治学的规律”。中国的道德学与政治学可以更好地导引人类走向太平和社会的安定。［2］（P12-13）这种观点在莱布尼兹1689年7月19日写给传教士闵明我的信中有相似的表述：“您把我们的数学传给了中国人，反过来，中国人通过您将他们经过长期观察而获得的自然界的奥秘传授给我们。物理学更多地以实际观察为基础，而数学恰恰相反，则以理智的沉思为根基。后者乃我们欧洲之特长，但在实践的经验方面，我们实不如中国人”［3］（P17）。
　　与莱布尼兹相呼应，沃尔夫（Christian Wolff，1679—1757）也对中国极尽赞赏。沃尔夫说：“中国人的智慧自古以来遐迩闻名，中国人治理国家的才智也令人钦佩”［3］（P29）；“几百年来，人们一直赞颂着中国哲学”［3］（P32）；“中国人善于正确运用自然的力量，因此，在道德才智方面享有崇高名誉”；“中国人值得称颂的地方还有：他们总是出于一定的学习目的去掌握知识，而且从不放过任何一种能促进学习的东西”［3］（P38）；“亲爱的听众，我已经把古代中国人的哲学基础展现在你们眼前，不论是在其他公开的场合，还是在这个庄严的会议上，我都要讲，中国人的哲学基础和我个人的哲学基础是完全一致的”［3］（P45）。
　　莱布尼兹和沃尔夫对中国哲学的肯定主要在道德方面，“要描述中国人的律则，与世上其他人相比，是多么善美地导引人走向太平与社会安定，实是不容易的事。他们的目的，是尽量地减少人与人之间的不和”［2］（P13）。沃尔夫也如莱布尼兹一样，宣称孔子是“至高神为照顾人类，而特派到世上来的”。沃尔夫说：“孔子是在特定时间出生的，当时他的国家风气已经开始腐化，唯有他，才能挽回一切。所以我们不能不怀疑至高神是有特别使命交给他的。”［2］（P32）莱布尼兹和沃尔夫对于孔子和儒家伦理的弘扬，主要在于儒家对于和谐社会的理想和为此种理想所作的努力及其成就，而上引沃尔夫的话语则与“天不生仲尼，万古如长夜”如出一辙。莱布尼兹和沃尔夫两人，构成了德国哲学家对中国哲学看法的第一组向标。这组向标主要指向中国传统儒家的伦理哲学和中国传统社会的政治成就。两位哲学家不仅对中国传统儒家极尽褒扬，而且对作为中国传统儒家伦理根基的性善论，也有相当的触及。沃尔夫似乎意识到了中国传统儒家只论性善而很少谈论性恶的情形，但他习惯用“理性”一词来表示这种感觉，认为“人的理性的不完善的一面，如同一个泉眼，从里面源源不断地流出恶习、耻辱和罪恶。可是中国人的目光从不盯在这方面，他们总是注意理性完善的一面，这样他们就可以认识自身自然的力量，从而达到自然力量所能让他们达到的高度”。沃尔夫说，西方的一些人士因此批评儒家，说他们没有对人的“不完善的一面”进行认真考虑，“没有去过问如何克服人的邪恶的弊端”［3］（P33-34）。实际上，有关儒家这一“缺陷”，一直是近代尤其是当代的自由主义者批评儒家的重要根据。儒家确实只重视对人性中善的资源的积极开发，而忽视了对人性中恶的一面的说明和阐述，他们对克服人的邪恶的弊端也确实缺少必要的论证与说明。但是问题是儒家本来就是主张性善论的，而且认为只要人充分发挥人性中的善的资源，人就可以因为一心向善而不再有邪恶，更不会去从事邪恶。当然，问题还有另一面，有些人坚持不为善的教化所动，一心为恶，对于这样的人，儒家确实缺少必要的措施。如果儒家仅仅是伦理学或者伦理哲学，那么劝善可以被看做他的使命，制约现实之恶的任务则可以交给政治和法律。但是在动机上制约邪恶依然是伦理学和伦理哲学不可推卸的责任。而且，儒家不仅仅是伦理学和伦理哲学，而且是政治学和政治哲学。这样，有关于此，就不能不说是儒家的一个疏失。
　　由此可见：
　　1. 莱布尼兹和沃尔夫对中国哲学的了解，主要在文化、哲学、宗教和政治等诸领域，他们试图全面审视并引进中国文化，为德国和欧洲的哲学、文化和政治发展提供重要的参照。他们认为中国确实在这些方面取得了令世人瞩目的卓异成就，甚至可以直接供欧洲人效法。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