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他们对中国文化和中国哲学的了解主要集中在儒家方面。他们对孔子的实践哲学极尽推崇，认为儒家的主张，应该成为人类史的楷模。莱布尼兹甚至认为人类要想彻底摆脱互相敌对的状态，要想实现互相合作和互助互惠，就必须遵循孔子的教诲，按照孔子的实践哲学行事。
　　3. 他们还没有来得及对儒家在向后的实际进程中所出现的历史偏差进行缜密细致的分析和研究。而儒家以外的其他各家哲学，比如道家和禅宗以及墨家等，还没有完全进入他们的视野。因此，这个时期西方人对中国儒家与道家和佛教等的对比性研究，还没有正式起步。
　　4. 莱布尼兹对中国宗教的了解，大致仅限于自然神教，而没有涉及佛教、道教（当然广义的道教其实主要就是自然神教，虽然其中人文教的内容不断增多，但也正因为这一点，道教才显得驳杂而缺乏必要的统一性教主、教规和教典）。5. 他们对中国政治的了解，还仅限于康熙这样的一个时代，甚至可以说，他们的目光没有注意到中国的全部历史，他们对中国历史进程的了解还相对匮乏。他们以为康熙的统治就是按照孔子的学说进行的范例，而他们对康熙的好感，一方面是由于康熙允许传教士自由出入，自由传教，同时，他又从传教士那里学习近代西方的科学知识。康熙对西方人的态度，应该说非常友好。同时，康熙时代签订的中俄尼布楚条约是大清王朝在获得全胜的情况下，采取相当的忍让与宽容的态度签订的，中方作出了极大的让步。这一点甚至使莱布尼兹看到了人类政治的希望。
　　
　　二
　　
　　莱布尼兹和沃尔夫对中国哲学的赞赏，其实还有更深层次的原因。以莱布尼兹而论，他要借中国之镜以照自己，妍其所妍而修其所丑。当时普鲁士需要这样的帮助，借助中国和中国传统，为自己的民族精神作论证，从而提高普鲁士在德国和德国在欧洲的声誉并增强德国人的民族自信心，加强其内在的凝聚力。普鲁士从1660年摆脱波兰宗主控制权，1701年成为独立邦国，并与奥地利并驾齐驱，是当时德意志境内最大的邦国。德意志虽于1871年才正式以普鲁士为中心和核心，完成统一联邦的历史进程，但从17世纪晚期以来，德国人一直为德意志的统一而谋划、设计。普鲁士威望的确立和不断增高，是德意志民族自信心增强的标志，也是德国人心中既久的理想。为了实现国家统一的宏伟理想，德国的哲学家们不仅奔走效力，而且创立了属于自己民族精神永久性支撑的德国古典哲学。德国古典哲学的创立过程，既与德意志民族的国家统一的要求相适应，同时也与德意志民族精神的凝聚和创立相一致。甚至可以这样说，德国古典哲学就是德意志民族精神的理性表述。
　　在沃尔夫的时代里，新德意志的精神构建过程还正在紧张地进行，所以包括威廉一世的儿子腓特烈大帝，还在利用传教士写给中国皇帝的汇报中所描述的以罗马教廷的罪恶为说辞，以相当程度的被理想化了的中国为剑棍，向罗马教廷的权威投掷，反抗并摆脱罗马教廷的权威和控制，从而树立自己民族和国家的尊严。①本着这种树立新权威的客观要求，他们需要其他民族的资源的帮助，远方一向被描述得既崇高而又神秘的中国，最适合充当这种角色。所以，沃尔夫即便看到了当时中国的政治和由此体现出的治世的智慧已经“大不如前”，却仍然义无反顾地宣传孔子，张扬中国传统儒家伦理的合理性、合法性和可行性。而腓特烈大帝也因此而对沃尔夫十分敬重，并师从沃尔夫的学生约翰·笛亨（Jean Deschamps）学习哲学。当腓特烈登基时，沃尔夫还将自己论自然法的新著献给这位君主，使他感到非常高兴，“他盛赞沃尔夫的智慧和贡献”，并就此向沃尔夫阐述了一段哲学王的理想和实际运行方略。在腓特烈看来，“哲学家应以说理诲世，而君主们则应以身作则而范世”。腓特烈还因此赚到了哲学王的荣衔。［2］（P57，58）
　　实际上包括伏尔泰对腓特烈和沃尔夫以及当时德国的赞誉——“沃尔夫教学，哲学王治国，德意志拥戴他”［2］（P58），都不是柏拉图在《理想国》中所描述的哲学王的原本形象，而更像中国的“内圣外王”。因为沃尔夫对腓特烈的所谓教导，主要是道德的，而伏尔泰盛称的德意志拥戴他的那位腓特烈大帝，实在不是想借用理性来炫耀自己，而是想用“正义和道德的化身”来装扮自己。“除非是哲学家们当上了王，或者是那些现在号称君主的人像真正的哲学家一样研究哲学，集权力和智慧于一身，让现在那些只搞政治不研究哲学或者只研究哲学而不搞政治的庸才统统靠边站，否则国家是永无宁日的，人类是永无宁日的。”［4］（P118）柏拉图这样的话语中可以蕴涵着道德和正义的内涵，但其主要所指，显然是他自鸣得意地对理念的热诚和用概念演绎以证实的能力，是一种抽象的能力，而不是身履道德、持守正义的定力。
　　
　　三
　　
　　虽然莱布尼兹和沃尔夫对中国哲学的推崇有着超出理论自身之外的社会历史的原因，但恰恰是从他们的视角中，我们可以更好地认识中国哲学相比于西方哲学的独到之处。这种独到之处就在于，中国哲学在如何认识理性和感性以及它们在道德培养方面的作用上持有与西方哲学迥异的立场。
　　古往今来，我们都不能不问到下面这些命题：人类这个动物种群，或者这个由原本即是动物的种群所组成的社会，究竟是有目的的还是无目的的？如果有目的，这个目的是上帝设定的还是人类自我设定的？如果是人类自我设定的，人类为什么要设定这样的目的？设定这样的目的究竟要实现什么样的目标，达到一种什么样的结果？东西方社会究竟有没有共同的目标？如果有，那么东方人和西方人都各自为这个目标作出了什么样的奉献？
　　无论是基督教设定人为原罪，还是中国传统儒家认定人类有与生俱来的优秀品德，都旨在为人类寻求更加美好的前景，都在为人类自身谋求真正的幸福。离开了人类的幸福，人类的一切努力，不管是东方还是西方，也不论是耶稣基督或者康德、黑格尔、孔子还是释迦牟尼或者穆罕默德和老子，都将是没有意义的。人类的目的并不在于人之外，不必非要经过理性思辨或者实证科学的验证，没有人不知道人是感性的生存者，他以感性的方式接触外界并产生对于外界的认知和评价，尽管这些认知和评价需要进一步加深为理性，从而牢牢地把持住，并传递下去。但是理性不是人类的生存目的和生存价值本身，这是显而易见的事实。理性的意义正在于它可以被用来调节感性，限制对于感性在根本的意义上既是难于实现的，同时也不是人本身内在的本有之目的。理性对于感性的限制正是为了使感性能够更加顺畅的实现。对于人类中任何一个个体的感性的限制，乃是为了不使其个体的感性要求妨碍或者毁坏其他社会成员感性目标的实现，而不是为了使全体社会成员的感性都不能顺畅地得以实现。理性只在这样的意义上才有意义，才有正面的价值。正是在这样的意义上，中国哲学有着黑格尔的思辨模式或者西方的理性主义传统所压抑不住也掩没不了的价值和意义。同时她也拥有西方由理性主义发展出来的科学主义所不能替代的优异和卓越。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