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兰是扼杀不了的……它在欧洲各民族大家庭中独立生存的权利是不容争辩的。但是，波兰的恢复，对于德国人和俄国人这两个民族自身来说尤其是必要的。
压迫其他民族的民族是不能获得解放的。它用来压迫其他民族的力量，最后总是要反过来反对它自己的。［10］
在对待被压迫阶级的态度上，拉萨尔与马、恩也有相当大的差别。不能否认拉萨尔对于底层人民苦难的同情之心，但他的同情，有时具有一些居高临下的恩赐意味，或者说，他很愿意将自己的同情降低到浪漫主义者的感伤水平。他常常自觉不自觉地以德国官方的浪漫感伤语言为基础来描述工人阶级的困境。马克思认为有组织的社会最终会丧失它的政治性，拉萨尔则坚信国家的永恒性。对拉萨尔来说如果压迫是为了进步，那他就远比马克思更乐于宽恕压迫行为，这在马克思来说是不能接受的。［8］334
通过以上的比较分析，现在转回到意识形态与悲剧观念的生产关系问题上来。传统的观念一般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其书信中已为我们建构了革命悲剧的意识形态基础。如果要进行悲剧的创造（生产），作家们需要按照马、恩提示的那种历史分析方法和体验方式，才有可能把握住历史本身所包蕴的种种美学内涵。至少，当生产力与生产关系已经发展到现代水平的历史阶段，这便是现代悲剧创造一个不容回避也不可能回避的“生产”基础。不过，事情就是这样一个简单的关系模式吗？比较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的争执，就大端处而论，马、恩的见解当然是更深刻，更合理的。但我们如果以为他们业已提供了一种开放而缜密的关于悲剧的“一般历史哲学理论”，并将之再扩展成为无条件的一般文学生产理论，那也许就会引发若干消极后果。
拉萨尔的观点，甚至是某些看起来有点荒唐的见解，也有再推敲的必要。
比如拉萨尔强调的农民阶级尤其“反动”的问题，简单论之，诚然是不妥当的。但在批评之余，我们却也应该进一步思考：在革命运动中，农民及其他被压迫阶级能够成为革命的主要力量，但他们是否能够因此自然地成为革命的主导力量呢？这是一个革命的领导权应该掌握在谁手里的问题。在传统的学说中，人们认为当然应当由农民阶级本身来掌握领导权，并据此推衍出了“农民战争是推动历史发展的原动力”等理论。不过，如果对这些理论细加思考，就会发现这类说法很难对现实问题作出有效的理论解释，因为我们很难说陈胜、吴广起义是因为没有触及土地私有制之类的问题才归于失败的；再则，过高评价农民战争与历史进程的关系也与真实情况不符，许多所谓的“农民领袖”的私德是非常败坏的，他们掌握权力之后对一般劳动人民的迫害还要超过大多数历史上的暴君。除非无条件赞同“以论带史”的做法，否则人们很难认同：因为农民阶级的反抗具有正义的性质，其反抗的行为就一定是正义的。拉萨尔指责农民战争的“反动”性质，是想进而论述像他的“济金根”，也就是封建大诸侯等才有领导革命运动的资格。他的这个结论意见是充满了偏见的，浪漫派对中世纪骑士风格的偏好很大程度上遮蔽了他的视野，但他所提出的问题本身，却不乏深刻意义。
再比如拉萨尔乐于谈论的“狡智”，也不应视作是拉萨尔个人偏好的问题。所谓“狡智”，涉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的方式问题，说穿了，是一个“权术”的问题。革命斗争、正义力量的斗争，也需要权术吗？这样的一类说法，过去是很容易被扣上“机会主义”的帽子的。但问题并不那么简单。现代的政党政治，必须考虑对各种政治力量的估算、权衡以及既斗争又妥协的问题。葛兰西说这是一种“科学”：“研究马基雅弗利，首先必须提出和解决的问题就是政治是自主科学的问题。这也是在系统（连贯和符合逻辑）的世界观中、在实践哲学中，政治科学的地位或政治科学应有的地位的问题。”［11］99这种研究意义重大：“现代君主必须而且只能是精神和道德改革的倡导者和组织者，因此也意味着为民族人民的集体意志持续发展、向着实现高级完整的现代文明创造基础。”［11］95葛兰西还指出，一个政党要存在，必须同时具备三个基本要素：群众的要素、主要的凝聚力量和中间要素。［11］115-116不能说，拉萨尔有关“狡智”的议论已触及到了上述政治学分析的内容，也不能说，葛兰西的理论构想就一定是妥当的。但拉萨尔这些看起来肤浅且不安分的议论，体现了他的理论创新追求和对革命形势发展的预见能力。我们也不难将拉萨尔的思想做美学上的引申。按照拉萨尔的思想，要写革命悲剧，就要表现狂热与狡智之间的矛盾。但这是就革命悲剧本身而论的。如果说革命成功是正剧，革命失败是悲剧，那么，我们能够看出狡智的意义并不是在革命悲剧这一层面而倒是在革命正剧这一层面才特别具有讨论的必要。就是说，如何使革命成功，什么是革命的必要手段就是一个不容回避的问题，亦即：要写革命正剧就要写狡智。狡智其实是构成正剧的必要的策略性手段。而完成此种构造的必要前提则自然是对狡智作为革命悲剧的悲剧性构成元素的洞察。　再比如拉萨尔对国家、民族的见解，诚然，他的许多说法是不妥当的，甚至是错误的。但这是否意味着他对这方面问题的思考就完全无足可取了呢？事情恐怕也不能如此绝对化。拉萨尔的诸多议论，是针对德意志民族复兴问题而言的。马克思、恩格斯则强调了国际主义的一面，他们尽管也深入思考了个人、民族、国家、国际关系、阶级的任务等问题之间的关系问题，［8］334但很难说马、恩的思考就已经是周详细密的了。马克思、恩格斯在思考这类问题时，多少有些理想化的趋向。在现实中，对个人与政党组织来说，民族的利益、阶级的利益；本民族的利益和其他国家被压迫阶级的利益不可调和的情况是很多的，并且，在相当多的场合，个人还会面临两者必选其一的不容回避的艰难抉择。第二国际就是在这种形势下分裂的。经典的马克思主义理论始终未能恰当地解决这一问题。再则，我们还需要注意到，马、恩所谈论的国际主义、反对拉萨尔大国沙文主义，自有其现实针对性。因为德国虽然面临统一的问题，但德国的多个诸侯国，如普鲁士、奥地利等，本身就是大国。他们在世界化的过程中，早已具有强势的地位。而亚非拉的许多国家，它们所面临的国家独立问题，怎能与德国相提并论！对这些国家来说，如果在去殖民化的过程中还过多地谈论“国际主义”的问题，那真是一种“侈谈”了。当然，我们不是要提倡狭隘民族主义的理论。但如以马、恩的民族、国家理论用以指导中国自身的实践，适当的转化、发展无疑是非常有必要的。(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