狡智这个词来自于黑格尔，但拉萨尔在这里的运用实际上与黑格尔哲学关系不大，他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在谈论问题。在他的作品中，狡智差不多等同于阴谋诡计，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权术的意思。 就《济金根》
“狡智”这个词来自于黑格尔，但拉萨尔在这里的运用实际上与黑格尔哲学关系不大，他基本上就是按照这个词的字面意思在谈论问题。在他的作品中，“狡智”差不多等同于“阴谋诡计”，说得好听一点，就是“权术”的意思。
就《济金根》作品本身而论，不能说拉萨尔有力地表现了“革命的狂热”问题，更谈不上表现了“构成革命的力量和热狂的思辨观念与表现上十分狡智的有限的理性之间”“不可解决的矛盾”。但有一点拉萨尔确实做到了，他始终在从“狡智”来解释济金根失败的根源。
拉萨尔在剧中对“狡智”的表现是异常单调与肤浅的。按照剧情来看，济金根的“狡智”之所以不成功，主要是因为他的一系列计谋只起到了惊醒敌人却麻痹朋友的作用。这样的“狡智”手腕，不大可能使人产生悲剧性的体验。虽然拉萨尔极不以歌德的《铁手骑士葛兹·冯·伯利欣根》为然，还嘲讽“歌德缺乏历史的感觉”［6］56，但比较这两部题材、内容都相似的作品，高下之判如此明显。拉萨尔看起来的确缺乏文学创作方面的才能。
三、 分歧的研究
前人早已指出，马克思、恩格斯与拉萨尔在《济金根》一剧上美学观念的差别，相当程度上源于政治立场的差别。不过，我们如更深入地了解他们意识形态分歧的根源，也许还能够从更为开放的视野中来总结他们各自意见的合理性因素。
马、恩与拉萨尔的分歧，表面上看起来是对历史发展的原动力认识上的差别造成了他们之间的激烈争论：拉萨尔对他的“济金根”一类的人物在历史上的作用抱有厚望，而认为农民战争“不是革命的；归根到底甚至是极端反动的，其反动性毫不亚于历史上的（不是我的）济金根和历史上的贵族党派”［6］66；而马克思则认为，“济金根和胡登就必然要覆灭，……农民和城市革命分子的代表（特别是农民的代表）倒是应当构成十分重要的积极的背景”。［7］但实际上，他们的意见分歧较表现出来的争议要更早、更原始得多。如前所论，拉萨尔相当程度上以浪漫派的国家、民族观念作为《济金根》一剧的意识形态基础，而马克思则从未对这类观念产生过真正的同情——并且，根据他的思想理论，他实际上本能地反对这种意识形态基础。这也就造成了这样的情况：在关于一切与《济金根》相关的价值判断基础上，马克思（自然包括恩格斯）与拉萨尔都是南辕北辙的，因此，马克思根本就无法进入拉萨尔苦心孤诣试图构造的审美规定情境，自然也就谈不上任何对“悲剧”效应的共鸣了。两方的分歧主要表现在以下几个方面：
首先，在对德国国家统一的情感立场上，马克思与拉萨尔就是不一样的。从前面的讨论中我们可以看到，对拉萨尔来说，德国的统一，德国的繁荣富强，是一个超越一切的事业，实际上，他把它视作个人为之奋斗的最高事业。马克思当然也关心德国的统一问题，但这个问题在他心中还远谈不上成为头等大事。有论者指出过这一点：“人们常说，拉萨尔所关心的是保存民族文化和本民族的政治独立，而马克思则不是这样。……毫无疑问，拉萨尔对民族独立的价值具有深刻的了解，而且怀有强烈的民族感情。他在批评马克思时就一度表示出这种感情而同马克思对立，因为马克思在写给他的信里曾说了这样一句话：‘我根本不在乎你们德意志的公众舆论。’拉萨尔回答说：‘如果这句话的重点在“德意志”，那么，你就不应当忘记你是一个德意志革命者，为德意志工作是你想做而且必须做的事。……不要变得英国化了。’”［8］333 其次，《济金根》一剧描写的虽是300多年前的骑士战争，但实际要回应的是现实的德国如何可能实现统一的问题。马、恩完全明白这一点。但是，对德国实现统一的可能性及其历史地位的认识，他们和拉萨尔完全不同。 第三，对于谁能够成为实现德国统一的主要现实力量，拉萨尔与马、恩也有根本差别。受到浪漫派的影响，也由于他自己的出身，拉萨尔对普鲁士王国有很高的期许。但马克思的看法正相反。（9）
第四，对德国统一问题上领导权的认识，双方的看法也完全不同。马、恩的看法人们现在都是很清楚的：市民阶级、无产阶级、农民阶级和一切被压迫的阶级应当成为这场运动中的领导者。但拉萨尔始终认为，这些被压迫阶级，就其本身而言，其自为的运动很可能是非常反动的。他们反对剥削阶级，却往往正是从剥削阶级的立场上去反对。在他看来，一个时期内，或者说，在德国未完全实现国家的资本主义改造之前，社会的领导者只能是资产阶级及其代表：各大诸侯。［9］42
正是从这样的认识出发，拉萨尔要把他的“济金根”塑造成这样一个人：“只是为了借助于贵族而又不让他们知道，这样使自己戴上皇冠，然后再实现自己的伟大的国家计划，所以才利用贵族运动……”［6］63-64这个人虽不符合历史上的济金根形象，却符合他的“诗人”心中的“理想”形象，即“当时日渐强盛的诸侯权力却代表了不以地产为转移的国家主权的思想，维护了不以私有财产关系为转移的国家观念，因而它往往是一种更公正的和更革命的因素”。［9］43
另外值得一提的还有拉萨尔的国家关系的观念和同情被压迫阶级的立场。这两个方面的内容在《济金根》中只有非常曲折、间接的表现，但也确实是拉萨尔的浪漫国家观的重要组成部分。我们在此就结合拉萨尔其他文献中的表述对这两点略加申说，人们能够看出，在这些问题方面拉萨尔与马、恩的立场差别也是判若霄泥的。
就国与国的关系来说，拉萨尔并不掩饰其大国沙文主义的思想，他将之作为其民族国家观念的一个自然组成部分。比如，他在讨论俄国、普鲁士对波兰的侵略时虽轻描淡写地提到瓜分波兰属于“不义行为”，但不论从哪个角度看，他对这种“不义行为”的赞赏之情都超过了同情弱小民族的激愤。他的论述，毋宁说是为德国统治者献计献策，以使德国顺应国际法中法理体系的变化与发展，以使对波兰的殖民统治在新的历史条件下能够长治久安。
而马、恩在这方面的态度是人所共知的。同样谈论波兰问题，恩格斯的一段名言值得我们在此重温：(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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