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济金根》的主题是明确的：就是通过济金根、胡登等形象的塑造，寻找一种能够促成德意志民族完成国家统一、民族统一的民族精神——就是费希特当年在民族危亡之际，号召全德意志民族团结起来的那种精神，发自于全德意志民族的灵魂血脉、全民族甘愿团结于其麾下的那种精神。（7）
一部《济金根》，所欲表现（或说阐释）的，就是这样的一些观念：“我就在闲暇之余专注地去研究那个被我一向认为必须专门加以探讨的时代，它也许是德国所经历过的最伟大的文化历史斗争的过程，即宗教改革时期：它是民族斗争最激烈的一个时代，在它那坚实、宽广的基础上，又出现了马丁·路德、乌尔利希·冯·胡登、弗兰茨·冯·济金根这样一些毫不含糊的、伟大的光辉形象。”［5］2-3在拉萨尔看来，正是这些人的努力，为德国确立了精神自由的特殊民族精神气质。但是，由于种种历史条件的限制，他们当时领导的革命是一场未完成的革命，并且让德意志民族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8）拉萨尔认为，用文学的形式将之表现出来，将有极大社会意义：只有文艺才具有“将文化历史过程灌进全体人民血管的力量”。［5］9
当然，拉萨尔毕竟是受青年德意志派直接影响成长起来的人物。他虽然喜爱、赞赏早期浪漫派的许多话题，如对德意志民族精神的鼓吹、对中世纪风格的眷恋等等，但并不是说他就有意成为一个浪漫主义者了。事实上，早期浪漫派的另一些话题，如回到教会体制中，就对他没有丝毫的影响。这一方面，他受后期浪漫派和自由主义思想的影响比较深。拉萨尔的理想国，是驱逐了天主教势力的国家。在他的心中，民族、国家的利益远远重于教派的利益。在《济金根》中，他经常痛心疾首地指责教会势力在德国统一历程中扮演了一个极不光彩的角色。
拉萨尔在《济金根》中有一个试图表现的重要元素：“革命的狂热”，这也许和浪漫派的风格大有关系。拉萨尔毕生都对所谓“狂热”的话题颇为喜好。也许，这和他青少年时代深受“青年德意志派”的影响大有关系。体现在《济金根》的创作中，他试图把“狂热”表现为一种类似于命运的东西。它看不见摸不着，但在冥冥之中操控着人的行止。人以为自己在按照个体的自由意志行动，实际不能脱逃这“狂热”的命运之手。于是，一个好人，本意并不想犯下什么错误，但在实际上却不能不犯下无可救赎的“大错”和过失。
但在这里值得注意的是，当拉萨尔差不多在用浪漫派的诸多观念（主要是国家、民族的观念）架构其作品的基本世界情况时，他引入了一个所谓“狡智”的概念。他说：“事实上，虽然这是理性也难以承认的，但是在构成革命的力量和热狂的思辨观念与表现上十分狡智的有限的理性之间，看起来似乎存在着某种不可解决的矛盾。”［6］21他的意思大致是说，历史上英雄的个人（悲剧人物）总是试图按照“狡智”的手段实现其目的，但这种手段又总是不能应付革命的狂热所提出的种种要求（革命手段和革命目的相互吻合的要求），于是大多数的革命只能归于失败，除了极少数不可以理性预测的个案之外。(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