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对城市“物化”,19世纪现实主义以英雄气概努力在艺术创作中对现实进行“审美重构”。
　　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的英雄主义,主要来自这一艺术群体在身份上的特殊性。1789年,这次革命不仅建立了一个新的资产阶级政权,更在欧洲社会确立了一种通过现实奋斗实现个体成功的英雄主义理想,而拿破仑就是这一英雄主义的偶像。1815年,拿破仑在滑铁卢之战后退位并于六年后去世,但法国大革命所唤起的英雄主义却一直流传下来。在19世纪中后期,拿破仑崇拜经达到顶峰,而此时正是法国现实主义作者群体参与社会的时期,此时他们已然失去了与拿破仑并肩战沙场的机会,但拿破仑的英雄主义激励着他们要释放自己的战斗冲动,当革命的战场失去的时候,城市世界成为他们的“新战场”。以巴尔扎克为例,在投身写作之前,巴尔扎克曾经商并一败涂地,最尴尬时身负六万法郎债务,不得不东躲西藏。在城市金钱之战上的现实落败,与当时盛行的拿破仑英雄主义崇拜相碰撞,这使巴尔扎克尝试以另一种方式实现自我对城市世界的征服,这就是现实主义意义上的写作行为。在《高老头》中,巴尔扎克曾让在巴黎闯荡的拉斯蒂涅对整个巴黎下战书,“让我们来斗一斗吧”,这其实是巴尔扎克城市英雄主义的自我心声。
　　除巴尔扎克外,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创作群体在整体上或多或少都是拿破仑英雄主义的信徒。司汤达本人曾与拿破仑并肩战斗过,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库尔贝、杜米埃等,则通过1789年法国大革命后的历次资产阶级革命,树立了自我人格中的英雄主义,《红与黑》中的于连、《包法利夫人》中的艾玛,以及现实主义绘画中各色人物,都包含着拿破仑英雄主义的影子。更重要的是,这些作家、艺术家与巴尔扎克一样,巴黎的“炼狱”经历激发了他们的英雄主义精神。在大革命后的城市时代,资产阶级已失去革命斗志,日益蜕化为葛朗台、包法利一样的庸众,而那些感应着拿破仑主义而生的司汤达、库尔贝等,则因城市的急剧扩张被迫沦落在城市金钱之网中,在经济地位上高于无产阶级却远低于大资产阶级、中产阶级,成为城市金钱体系中的次等公民。这是为其英雄主义精神所不能容忍的,在因金钱腐蚀而全面堕落的城市语境中,这些城市中拿破仑精神的信徒,以“现实主义”为名开始了另一场战争,他们愤怒地抨击金钱“物化”现实,并尝试以文学、艺术重建审美现实,以实现对城市日常生活世界的拯救,以及在个体人格中建造属于自我的城市英雄主义关于19世纪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群体以文学写作实现自身城市权利的论述,具体可参看[法]布迪厄著《艺术的法则:文学场的生成与结构》,刘晖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1年版。。
　19世纪现实主义的城市英雄主义,主要体现在以下三方面:
　　第一,以科学透视现实,构建城市中的科学主义“理想国”。1861年,库尔贝发表了现实主义绘画宣言:“绘画就其根本而言,是一种具体艺术,因此它只能涵盖真实与实际存在的事物的表达。它是一种全然物质性的语言,这语言中的每个字都涉及可见可触的物体。”
　　[法]库尔贝:《现实主义绘画宣言》,转引自[美]琳达•诺克林著《现代生活的英雄》,刁筱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7页。
　　现实“物化”是城市堕落的主要内容,但现实主义艺术却在此实现了一个辩证转化:现实“物化”——这一城市扩张与金钱腐蚀产生的弊端性结果,本身成为了城市现实建基于科学、知识、规律之上的重要前提。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家洞彻了城市现实的“物化”现状,但却并未由此放弃,他们趁势舍弃了古典主义美学对现实本身的意义联想,将一切现实在“可见可触”性的意义重新定义,由此引导“物化”现实进入了19世纪科学主义的现实建构体系,而由“物化”现实构成的城市也由此成为了科学主义的“理想国”。在19世纪现实主义作家、艺术家的作品中,城市世界中因“物化”而衰败的现实,在作品中、在作家艺术家“科学性眼光”的暗示下,成为科学意义上的规律性“真实”。福楼拜所谓“除了科学,万事皆空”,是19世纪现实主义美学以科学透视现实所形成的自豪表达。
　　第二,以细节分析现实,构建城市中的凡俗世界。“以凡俗入画”,是龚古尔兄弟的现实主义名言,司汤达也说,自己的创作是“偶尔从大街上捕捉到的”。资本主义城市的扩张,在其离心性运动中产生了丰富的群落分层,资产阶级、政治权贵是城市的上层阶级,而城市无产阶级、一般平民则是城市的下层阶级。19世纪现实主义美学运动,从其英雄主义的诉求出发,必然在社会立场上偏向后者,但他们表达偏向的方式不是政治运动,而是“以凡俗入画”,通过文学艺术对下层生活世界进行层次丰富、可感可触的细节展示,在作品中一方面离析资本主义的现实景观,另一方面重构以下层阶级之凡俗真实为中心的城市现实景观。正如左拉所说,一捆包心菜胜过一切古玩奇珍,而如何把一束萝卜原原本本表现出来也足以耗费毕生的功夫。他说,他从一群“在华檐下大口喝汤”的工人那里,发现了“一整套的事实”、“一整套的真相”[美]琳达•诺克林:《现代生活的英雄》,刁筱华译,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30页。。
　　第三,以“当代”定位现实,揭示城市中的历史真实。“唯当代者方可入画”,是杜米埃提出的口号,随后成为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的纲领。19世纪现实主义艺术群体的“当代”诉求,并非仅就创作的题材而言,就其“当代”性指称的文化政治内涵而言,还可以理解为现实主义艺术运动其实是以历史进化论为资本主义当前“物化”现实进行历史定位、廓清混乱,并以此尝试在“历史真实”逻辑中建立人与当前城市环境之间的平衡关系。在现实主义作品中,特别是在巴尔扎克的作品中,可以发现他们把“当下”理解为“历史”,认为“当代”是正在发生着的“历史”,正如奥尔巴赫在其《摹仿论》中所说:“事实上,巴尔扎克作品中的人物和环境虽然都处于现代之中,但他们始终是作为从历史事件和历史力量中产生的现象介绍给读者的。”
　　[德]埃里希•奥尔巴赫:《摹仿论》,吴麟绶、周建新、高艳婷译,百花文艺出版社2002年版,第537页。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