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从城市扩张到审美重构
　　
　　19世纪,是欧洲资本主义生产带动城市急剧扩张的时代。19世纪城市扩张,就城市物质增量而言,意味着一个拥有更加广阔城市疆域、更加庞大人口数量以及更加复杂城市基础结构的“大城市”的诞生。然而,“大城市”并不意味着几个“小城市”量的叠加,正如恩格斯所指出的,“这种大规模的集中,250万人这样集中在一个地方,使这250万人的力量增加了100倍”①。从“小城市”到“大城市”,更值得关注的是由于量的积累所带来的质的变化。
　　“大城市”的质变,首要内涵是城市社会结构变化带来的城市精神结构的变化。与中世纪城镇时代相比,19世纪城市社会结构的中心离散,带来了宗教观、社会观、人生观等各方面的天翻地覆的变化,这一点已为许多研究者所指出和阐述。
　　然而,宗教观、社会观与人生观所构成的价值颠覆,在根本上还是“宏大叙事”的价值颠覆,它与城市政治—经济宏观结构的中心离散运动是相适应的。而我们特别要强调的是,19世纪城市扩张所带来的不仅是城市政治—经济“宏观结构”的中心离散,同时还有城市日常生活“微观结构”的离散性变化,而日常生活“微观结构”的离散,以其更为幽深绵密的方式改变了人们的现实认知。
　　中世纪城镇时代,相对封闭的城市格局承载了以信仰为中心的日常生活结构,造就了城市中的“神圣日常生活空间”。在此神圣空间中,现实认知的特点体现为深度性与层次性。在神圣空间中,人们的现实体验,决定于其对上帝的信仰:上帝创生现实,因此在每一现实表象背后都有确定无疑的神圣深度;上帝存在,则万物存在;信仰上帝,则自能从万物中看出层层深度和现实本身的积极意义,“中世纪的城镇不仅是一个生意盎然的社会综合体,而且也是个生气勃勃的生物环境”[美]刘易斯•芒福德:《城市发展史——起源、演变和前景》,宋俊岭、倪文彦译,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2005年版,第316页。。中世纪上帝在场的神圣日常生活结构向人们许诺了一个现实稳定、意蕴丰富的世界,因此,中世纪城镇个体对城市本身的归属感是不言而喻的。
　　19世纪的城市扩张则对中世纪神圣日常生活空间产生了极大的败坏。城市的中心不再是教堂、修道院,而是工厂以及附属设施,城市中的神圣体系失去了空间载体,上帝消退、诸神隐遁,一套以“货币崇拜”为核心的“物化日常社会结构”在现代工业城市中逐渐形成。在这一物化生活结构中,“现实”因为失去了神圣性深度的支持变成了“物”本身,在个体体验的指向中只剩下了可以被感知的层面,没有了深度与层次性,因此再也不能承担来自心灵的透视,最终造成了人的“异化”。
　　面对由城市现实“物化”而出现的人的“异化”,经典马克思主义提出的“革命”方案,号召人们通过摧毁资本主义世界的政治—经济结构,建设一个新世界(城市)进而全面解放人自身。但在西方马克思主义看来,这忽视了一个重要问题,即政治—经济宏大社会结构固然是“异化”产生的重要前提,但使人产生“异化”的直接原因,其实是日常生活结构从“神圣”向“物化”蜕变而产生的“现实”衰败,而健康日常生活世界的重建在很大程度上很难通过“革命”解决,这就像大砍刀无法完成手术刀的使命一样。因此,实现城市扩张时代人性“异化”的拯救,必须从日常生活世界的“现实重构”抓起,因为,人性“异化”的根源正在于此。因此,在日常生活世界“物化”的城市扩张时代,由现实的衰败而促发重构日常现实的冲动,以此实现对“异化”个体的自我救赎,必然成为中世纪城镇时代之后现代城市个体的主体性诉求。
　　事实上,城市扩张时代城市个体的“现实重构”诉求,本质上是一种审美性补偿行为。“现实重构”是对日常生活微观结构,而非对政治—经济宏观结构的革命性建构。日常生活结构是内在主体意志,如欲望、想象、梦想等向客观生活层面投射、结晶而成的社会框架,由此,“现实重构”必然根源于一种内在的、想象性的建构,其建构的材料是内化于精神、再现于符号的现实碎片,其建构的冲动则在于克服内在主体在现实世界中的分裂,寻求主体与客观的和谐平衡,以此来安顿城市人格的心灵,因此“现实重构”就其本质而言是一种“审美重构”行为。西方马克思主义的开创者卢卡奇,在其《历史与阶级意识》中就将人在“物化”时代的总体性拯救转向审美救赎,这是对马克思主义革命学说在现代城市化进程中的重要引申
　　[匈牙利]卢卡奇:《历史与阶级意识》,杜章智、任立、燕宏远译,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
　　“审美重构”体现于19世纪前后城市扩张时代形形色色的艺术活动中,其中法国现实主义艺术体现出的是一种“城市英雄主义”作派。
　　
　　二、作为都市艺术存在的法国现实主义
　　
　　据R•韦勒克的考证,在19世纪,“现实主义”称呼的首次使用是在1826年的法国。1857年,法国作家夏普弗卢利以《现实主义》为名结集出版其论文。自此之后,“现实主义”被用来指称司汤达、巴尔扎克、福楼拜、龚古尔兄弟、小仲马等作家的创作活动,他们的作品构成了19世纪现实主义美学的文学先导。
　　19世纪的法国现实主义,在当时引起了很大争论。在“模仿现实”这一美学观念已延续上千年的西方,同样是“模仿现实”的19世纪现实主义之所以引起纷争,关键在于19世纪现实主义与传统现实主义有很大的差异。
　　传统现实主义艺术的基本内涵可以亚里士多德关于古希腊悲剧的一个定义来概括。在《诗学》中,亚里士多德指出:“悲剧是对于一个严肃、完整,有一定长度的行动的模仿。它的媒介是语言,具有各种悦耳之音,分别在剧的各部分使用;摹仿方式是借人物的动作来表达,而不是采用叙述法;借引起怜悯与恐惧来使这种情感得到陶冶。”
　　[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罗念生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0页。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