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文：论经济哲学认识论中的两条路线

一、问题的提出
　　经济学是对经济事实的认识。有认识就有对认识的认识，黑格尔称这种认识为反思，[1]我们视它为经济哲学认识论。对经济事实认识的历史与人类经济生活的历史同始终，对经济事实认识的认识起源则晚得多。导致这种结果出现的原因在于，只有经济事实复杂化到一定程度，有为数不少的人对这种现象感到惊异和好奇且进行专门性研究，对经济事实的认识才能丰富起来。认识的丰富造成“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情势，有人把这种情势作为研究对象，分析检视各家之言的利弊得失和优劣短长，结果是经济哲学专门性研究领域的出现，即经济哲学认识论。
　　经济哲学认识论是概括性提法，指称的对象多种多样。从存在状态的角度看问题，有的经济哲学认识论潜藏于对经济事实的认识过程中，亚当·斯密的相关文献就是如此；有的则把经济哲学认识论作为专门的研究和论说对象，哈耶克的《经济学与知识》一文可为典型例证。从逻辑前提的层面看问题，有的人视人的认识能力无限，以这种逻辑前提为基础构筑经济学知识者人多势强，从李嘉图到现在的主流经济学，始终是学术话语霸权的掌控者。另有不少人把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论作为经济哲学认识论的逻辑前提，以此为基础构筑的经济学知识同样能吸引人和打动人，哈耶克、施蒂格勒和阿克洛夫等人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与其接受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论有直接关系。
　　任何人都会有对经济事实的认识，因为他们每天都要与衣食住行的经济行为打交道。这种认识属日常意识范畴，绝大多数按日常意识行事的人不会关注这种意识的逻辑前提问题。如果把对经济事实的认识学理化，认识的逻辑前提问题会凸显出来，重要起来，不解决逻辑前提问题，对经济事实的认识就无从谈起，即便产生了，也会导致自身矛盾的结果，亚当·斯密是前车之鉴。
　　他告诉我们，“各个人都不断地努力为他自己所能支配的资本找到最有利的用途。固然，他所考虑的不是社会的利益，而是他自身的利益，但他对自身利益的研究自然会或毋宁说必然会引导他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2]亚当·斯密的主旨是论证经济自由主义，但他没有自觉意识到的问题是，论证过程以经济哲学认识论的逻辑前提为基础，这个逻辑前提是人的认识能力无限论。如若不然，资本持有者怎么能给自己的资本找到既最有利于自己又最有利于社会的用途？
　　同样是为了论证经济自由主义，可怜的亚当·斯密涉及到另一类人时又走向了另一个极端。“如果政治家企图指导私人应如何运用他们的资本，那不仅是自寻烦恼地去注意最不需要注意的问题，而且是僭取一种不能放心地委托给任何个人、也不能放心地委之于任何委员会或参议院的权力。把这种权力交给一个大言不惭地、荒唐地自认为有资格行使的人，是再危险也没有了。”[3]亚当·斯密观点的立论前提可以有三种解释。第一种是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统一论；第二种是指导者的责任心及由责任心而来的努力程度论；第三种是信息不完整论。前两种立论前提超出经济哲学认识论范围，它们不能被抽象为全称性命题，资本主义经济发展中资本所有权与使用权分离的事实足以证明这一点。[4]最切合实际的立论前提是第三种，企图指导私人如何运用资本的政治家之所以必然会出错，根本原因是他不可能做到指导时的信息完整。顺着这样的逻辑思路继续提升，一般性的经济哲学认识论命题跃然纸上：人在决策时依据的信息不完整，因为人收集和理解信息的能力有限。
　　综合上述亚当·斯密潜含两种经济哲学认识论逻辑前提的论述，我们可以作出如下结论。
　　第一，亚当·斯密在同一本书中仅隔一页多的篇幅里就涉及并运用两种经济哲学认识论的逻辑前提，一种是人的认识能力无限论，另一种是人的认识能力有限论。两种逻辑前提处于同一经济思想体系且都发挥作用，导致的必然结果是自相矛盾。
　　第二，亚当·斯密在经济哲学认识论逻辑前提问题上陷入自相矛盾的原因在于，他没有自觉意识到经济学中存在经济哲学认识论问题。经济学自身要满足逻辑自恰的要求，经济哲学认识论逻辑前提的确定和一致是绝对必要的条件。
　　第三，在经济学中，作为绝对必要条件的逻辑前提不是天外来客，而是自觉思考和哲学性探讨的结果。这种结果的出现可以由经济学家的工作促成，也可以由经济哲学家的工作促成。不管由谁来促成，有一点可以肯定，它是经济学和经济哲学认识论的基础性工作。
　　第四，后来的经济学家意识到了亚当·斯密在经济哲学认识论逻辑前提问题上自相矛盾的客观存在，自觉探讨并试图解决这一矛盾，结果是殊异天壤的两种经济哲学认识论路线的形成。
　　第五，如果从李嘉图和莱斯利算起，经济学中两种经济哲学认识论路线产生、存在和发挥作用已有一百多年的历史。回顾和检视这一历史，它们各有什么样的演进路径？其中的核心问题是什么？为经济学提供帮助且能促进经济学研究进步的经济哲学认识论路线是什么？探讨这些问题并得出能成一家之言的结论是拙文的写作缘由。
　　二、以人的认识能力无限论为逻辑前提的经济哲学认识论路线
　　凯恩斯在《就业、利息和货币通论》中大批李嘉图过度抽象的方法，“作为对管理国家的方法的贡献者，16和17世纪的早期经济思想的先驱者关心整个经济制度，关心整个制度的全部资源能达到最优的就业状态，从而他们所使用的方法使他们能抓住在实践中的一部分明智之道，而这部分的明智之道首先为李嘉图的不合乎现实的抽象的方法所忘掉，然后又为他的方法所涂抹掉。”[5]这种批判不是孤立现象，熊彼特曾经称李嘉图过度抽象的方法为“李嘉图恶习”。[6] 令人不解的是，虽然李嘉图的认识论思想屡遭诟病，但它一路凯歌行进地成为经济哲学认识论中的话语霸权。凯恩斯稍带夸张的说法可资证明这一点。“李嘉图征服英国的完整程度正和宗教裁判所征服西班牙一样。他的学说不仅达到为市民们、政治界和学术界所接受的地步，而且它还使争议停止，与其不同的观点完全消失并且根本不被置于讨论之中。”[7]出现如此怪异现象的原因何在？凯恩斯说出了如下让主流经济学家惧怕气恼又毫无办法的话，“李嘉图胜利的完整程度始终是出乎意料的和难以理解的事情。看来一定是由于在一系列事物上他的学说能适合该学说所存在的社会的要求。我设想，该学说所得到的结论和没有经济学知识的普通人所预期的结论具有很大不同之处是给它带来智慧上的威信。它的教言在实践上的严酷和难以接受反而使它具有优越性。它的可以被作为宏大而符合逻辑的上层建筑的基础使它具有学术上的瑰丽。它能把社会上的许多不公正之处和明显的残酷事实解释为在进步中不可避免的后果，以及把改变这些事态的企图解释为弊大于利的事情使它受到统治者的赞赏。它为资本家们的自由行动提供理论根据，使它能得到统治者背后的主要社会力量的支持。”[8](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