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提倡重感情、非功利的人生态度。梁漱溟说:“礼乐是孔教惟一重要的作法,礼乐一亡,就没有孔教了。……孔子两眼只看人的感情。”[14](P467)这就是说浚发人内心一体相亲的道德感情,是礼乐最重要的目的。比如祭天地山川,并非以其为神灵,“只是酬其覆载资生之恩……直引发人一体相亲之意。”[9](P33)丧礼祭礼也是为了使人“慎终追远,民德归厚”。“父为子隐,子为父隐,直在其中”,亦是因为其近于人情。所有这些,都不能以寻常的功利得失计较。有形的功利得失可以算计,人感情凉薄其害不可计量。
　　3.提倡新德治精神。无疑,近代提倡礼乐的学者继承了传统的儒家德治精神。熊十力说:“盖德礼之治,所与法治根本不同者。法治,则从一人与他人,或团体之关系上,而为之法制约束,责以必从,使之惯习若自然。此乃自外制之者也。如穿牛鼻、络马颈,岂顺牛马之性哉?人以强力从而穿之络之而已。若夫道民以德者,则因人之自性所固有而导之,是其自知自觉者也。”[9](P32)但近代主张礼乐的学者,对德治有新诠释。一是德治并非寄望于圣君贤相、少数精英,以致“人存政举,人亡政息”,真正的德治在于提高全民人格。“儒家所谓人治,绝非仅恃一二圣贤在位以为治,而实欲将政治植基于‘全民’之上。”[13](P101)政治家只是立于辅助地位,“最终之目的乃在使民‘自得’。以‘自得’之民组织社会,则何施而不可者”[13](P100)。既如此,则德治与民治不相矛盾。“以‘多数人治’易‘少数人治’。如近世所谓‘德谟克拉西’以民众为政治之骨干。”[13](P97)二是重新诠释德治与刑治的关系。古人多把刑治当作德治穷尽、化之弗变、导之弗从后的一种手段,所谓德穷而后刑。虽是以刑辅德,但德、刑在精神上处于对立状况。近代倡导礼乐的学者,不赞同这种见解。“夫德礼为本,则政刑皆本德礼之义,以运用之。其精神与作用,自与专尚政刑者不同。故德礼之中,自有政刑,非穷而后有之也。”[9](P31)这就是说德治之中亦含有政刑,并非专依道德。同样,政刑中亦含有德礼之精神,德礼是政刑之根本原则。三是德治是人道尊严的实现。熊十力说:“惟人能自觉改而迁善,则复其初。人终不负天,而完其天待以成之使命,人道之尊在此。”[5](P189)人不能囿于环境而丧失对道德的信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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