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礼之功用在于慰情养性。礼以慰情指礼是为了表达人的自然感情,启发人的美好感情。比如说儒家最重丧祭之礼。为什么呢?熊十力说:“死丧有礼,葬祭有礼,所以尽其情者,若日死者未尝亡耳。”[9](P40)梁漱溟说:“祭礼之所以重,无非永人念旧之情。”[14](P469)这也就是说,丧祭之礼一是为了表达生者对死者的情感期望,二是通过丧祭使人慎终追远,感情归厚。马一浮说:“孝弟薄而丧祭之礼废,则倍死忘生者众。教民不倍,则必自重丧祭始矣。”[15](P72)礼以慰情的另一个含义就是使我们的感情优美化、郑重化。无真情只有虚文当然不对,但只有真情而没有仪则也不是尽善尽美。“优美化的言动,就是所谓礼乐是也。”[10](P933)这就是说通过优美化的言行,表示真挚郑重之情。“所谓先王制礼,不过就人情自然之要求郑重之表示,再使他妥当优美而已。因此,我们不能说礼只是形式,是繁文缛节而为凭空添出者。……郑重之表示是出于真情。要是不郑重,也可说没有情也。人天然愿意有这种郑重而不愿随便,则礼之起源就是好郑重,恶随便而已。”[10](P937)总之,礼就是厚化人的感情、优美人的感情。“这些礼文,或则引发崇高之情,或则绵永笃旧之情。使人自尽其心而涵厚其德,务郑重其事而妥安其志。人生如此,乃安稳劳韧而有味,却并非要向外求得什么。”[11](Pll4)
　　礼不仅可以慰藉人的感情,也可以涵养人的性情。涵养性情当然首在道德。梁漱溟说:“仁者的生活是一团和气。因为他有和乐的心,所以他一举一动无论怎样都是优美文雅,此见之于言辞举动之优美文雅,是从生命之深处发出。生命之深密处,乃是真正之优美文雅,此是礼乐之根本。所谓无声之乐、无体之礼是也。”[10](P933)虽然说涵养性情首在于德,但并非说仪则就丝毫不重要。因为德是内在的,总要通过一定形式表现出来。这种形式不仅是德的外在表现,也是培养德的一种方式。“仪则存,而性以凝,情毋放逸,所以养其性情之贞也。仪则废,则情荡而性失矣。”[9](P34)要践行仪则,养成良好合理的习惯而非机械的习惯,仪则就必须有弹性,符合时代环境与心理。“欲使习惯常为合理的,非保持其弹性,则不容有固定之条文。盖必使社会能外之顺应环境,内之浚发时代心理,而随时产出‘活的良习惯’,夫然后能合理。”[13](P)17)
　　
　　三、近代学者关于乐的诠释
　　
　　近代学者虽然没有否认乐是有组织的声音,但其非近代学者关注的重点。近代学者主要从以下三个方面诠释乐。
　　其一,乐者,乐也,就是欢乐的意思。要使人心欢乐,礼就必须符合正义。礼不符合公平正义,人就不会欢乐。吕思勉称:“夫义之所以使物各殊其分,而制之以为礼者,原欲使之各协其宜,非欲厚于此而薄彼也。……原欲使宇宙之问,无一物不得其所。然而强者胁弱,众者暴寡,知者诈愚,勇者苦怯,其所利者,则制为礼焉,以为是天理之所宜也,而不知大悖于理也。……然而所谓礼者,果协于义则可矣;如其不然,则克己以复之,则是非强陵弱勿视,非众暴寡勿听,非知诈愚勿言,非勇苦怯勿动也,是大乱之道也。……知不足以知之,而以非义之义为义,而强为之节文,而强天下以从之,则必有愀然不乐者矣。”[8](P431-432)
　　其二,乐就是乐观的人生态度。梁漱溟认为,孔子的生活态度就是乐观的态度。“生趣盎然,天机活泼,无人而不自得,决没有哪一刻是他心里不高兴的时候,所以他这种乐不是一种关系的乐,而是自得的乐、绝对的乐。”[12](P464)熊十力在解释“乐”时,也把它与欢乐联系起来。“乐出性情之和……得大和,可以作乐。”[9](P37)怎样才能性情畅和呢?无执无计。无执就是仁者与万物一体。“乐者,和乐也。正和乐时,浑然无物我分别,而吾人与天地万物一体畅通之血脉,于此可验也。人能以乐自养,常不失其和乐,而人道完成,而人生乃立于无对矣。”[5](P248-249)无计就是不要凭理智去找寻,完全注重在内心情趣上。“乐在心上,人不要去找,放下找的时候便是乐。”[10](P907)
　　其三,乐与歌舞不离。乐不仅仅是音乐,而且与歌唱舞蹈相连。近代学者之所以强调乐与歌舞不离,主要是发掘其振奋精神、强壮身体的功用。刘师培说:“乐教起源甚古……而三代以来,则列乐于六艺之一,其故何哉?盖古人欲强其国,必先使全国黎庶有发扬蹈厉之风。人各有情,情动于中,斯形于声。无声音以感之,则情不呈。民遏其情,则忧伤沉郁而民气日隳。故古人作为乐歌,抑扬反复以感发人民之意志,庶百世之下闻者兴起。此古人制乐歌之微意也。虽然,上古人民竞争日烈,兵器不可须臾离。然民不习劳,则莆弱多疾,而服兵之役弗克胜。故古人又作为乐舞,使之屈伸俯仰升降上下和柔其形体,以廉制其筋骨,庶步伐止齐,施之战阵而不愆。此古人重乐舞之微意也。由是言之,则古人重乐歌,所以宣民气也,与皙种重德育之旨同。重乐舞,所以强民力也,与皙种崇体育之旨同。故古人言乐咸歌舞并言,而乐舞复备教民之用。”[7](P683)
　　
　　四、近代学者提倡礼乐之旨趣
　　
　　近代学者之所以重新提倡中国的礼乐精神,有其深刻的社会背景。主张礼乐的学者认为,中国近代社会的乱源在于文化失调。也就是说中国传统文化已被破坏,而新的文化没有建立起来。新文化之所以不能建立,并非中国西化的程度不够,而是西方文化不适合中国社会。中西文化不是时代差别,而是类型差别。以梁漱溟的观点而言,西方的权利法治文化是建立在“有对”的基础上;中国文化理性早熟,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准则已从有对人于无对,所以道德义务而不是权利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中国不能学习西方的权利文化,是因为中国的礼乐文化从精神上高于西方。另外,他们认为西方文化中的功利主义,即事事以功效作评判、事事问一个为什么,也不符合中国的礼乐精神。他们要建立一个有别于法治文化、功利文化的新礼俗。新礼俗就是以中国礼乐精神为基础而加以发扬光大。具体而言就是:
　　1.提倡绝对真善美的理想人生。礼乐就是示人以理想。梁漱溟说:“礼俗示人以理想所尚,人因而知所 自勉,以企及于那样。”[11](P121)熊十力认为,礼乐之治的最高理想就是万物各得其所,相育而不相害。人类之所以能精进不已,正赖有此理想。“夫人类之所蕲向,则在至真至美至善之境,此盖本于其性分,而有所不容已之最高愿欲。然而人生限于形气,毕竟处于相对之域。绝对之真善美,常为其愿欲所寄耳。而人生之精进不已,改造无息者,正赖有此难偿之愿欲。使其可偿,则获偿之日,即为人生愿欲断绝之时,而人类亦几乎熄矣。”[9](P45)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