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鲜北学派文人对王士禛“神韵说”的主体间性批评(2)

来源:网络(WWW.NYLW.NET) 作者:张振亭 发表于:2010-10-13 10:25  点击:
【关健词】王士禛;神韵说;北学派文人;主体间性
归纳起来,王士稹神韵说的具体内涵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主张描摹物象要求其神似,反对形似。王士稹说: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又说:咏物诗最难超脱,超脱而复精切则尤难也

  归纳起来,王士稹“神韵说”的具体内涵大体包括以下几个方面:
  其一,主张描摹物象要求其神似,反对形似。王士稹说:“咏物之作,须如禅家所谓不粘不脱、不即不离,乃为上乘。”又说:“咏物诗最难超脱,超脱而复精切则尤难也。”这里的“不粘”、“不即”、“超脱”,都是指刻画事物时不能拘泥于物象本身,徒有形似。而“不脱”、“不离”、“精切”,则是指诗歌要传达出物象的风韵和神采。
  其二,强调诗歌创作必须“伫兴”,做到“兴会神到”,反对人为的刻意雕琢。所谓“伫兴”,是指创

作主体必须以丰富的情感体验和活跃的灵感为前提。他认为只有“伫兴之言”,诗才会有“味外味”,才可能“兴会神到”或“兴会超妙”。所谓的“兴会”,是一种于象外传神的艺术形象。由于强调象外传神,所以他并不重视艺术形象的生活逻辑,反对拘泥于客观生活本身。王士稹说:“古人诗只取兴会超妙,不似后人章句,但作记里鼓也。”其在《池北偶谈》中有言:“大抵古人诗画,只取兴会神到,若刻舟缘木求之,失其旨矣。”
  其三,强调诗境的含蓄蕴籍、笔墨精简,反对直说、太露。王士禛认为“贵词简味长,不可明白说尽”,“蕴藉含蓄,意在言外”。他非常赞赏司空图“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主张。当有人请教他“不著一字,尽得风流”的内涵时,他答道:太白诗:“牛渚西江夜,青天无片云;登高望秋月,空忆谢将军。余亦能高咏,斯人不可闻;明朝挂帆去,枫叶落纷纷。”襄阳诗:“挂席几千里,名山都未逢;泊舟浔阳郭,始见香炉峰。常读远公传,永怀尘外踪;东林不可见,日暮空闻钟。”诗至此,色相俱空,正如羚羊挂角,无迹可求,画家所谓逸品是也。
  王士禛认为只有以“冲淡”、“清远“为趣,才能创造出含蓄蕴藉的诗境。在《香祖笔记》中,王士禛赞司空图《二十四诗品》曰:昔司空表圣作《诗品》,凡二十四,有谓“冲淡”者,日“遇之匪深,即之遇稀”;有谓“自然”者,日“俯拾即是,不取诸邻”;有谓“清奇”者,日“神出古异,淡不可收”。是三者品之最上。
  这里所说的“冲淡”是指诤情画意能够自然流出而妙传旨趣;“自然”是指妙手偶得而自然天成;“清奇”是指神出古异而淡不可收。王士禛认为这三者是“品之最上”者,它们共同的审美特征就是“清远”。关于“清远”,王士稹在《池北偶谈》卷十八中说:汾阳孔文谷云:“诗以达性,然须清远为尚。薛西原论诗,独取谢康乐、王摩诘、孟浩然、韦应物,言‘白云抱幽石,绿黎媚清涟’,清也;‘表灵物莫赏,蕴真谁为传’,远也;‘何必丝与竹,山水有清音’,‘景昃鸣禽集,水木湛清华’,清远兼之也。总其妙在神韵矣。”“神韵”二字,予向论诗,首为学人拈出,不知先见于此。
  对此,有研究者解释道:“所谓清,实际上涉及到心与迹即主客两方面。心清是指主体具有脱俗的情怀,迹清是指客体的对象、客观的环境在尘俗之外,具体地说就是自然山水……远有玄远之意,也是一种超越的精神,这种精神也宜于寄托在山水之中。但是清和远也有所分别。清偏向于浸透着主体情趣的审美客体的审美表现,也就是说重在景物之描绘;而远则侧重于审美客体中所蕴含的主体思想感情的审美表现,重在情感之抒发。总之,所谓清远,就精神境界说,乃是超尘脱俗的境界,就审美姿相说,乃是山水清淡之色。”
  由上,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王士禛在阐释“神韵”内涵时,总是或多或少地留有前人理解的痕迹。这恰恰说明了“主体间性”在王士稹神韵诗学的形成与发展过程中所起的积极作用。王士稹作为主体与其他诗家共同分享着关于“神韵说”的经验,这就是“意义”能够产生的基础,由此形成了主体之间相互理解和交流的信息平台。神韵的意义就是通过不同主体间的交往而得以建立的。不同主体之间通过分享经验,使得相互间对神韵的理解成为可能,并因此而构成相互间的交流,达到对神韵意义的共享。因此,意义具有主体间性,不是在主体自身形成的,而是在主体和主体间形成的。所以,我们不能说是王士禛创造了“神韵说”。确切的说,是“神韵说”在王士禛这里得以更充分地阐明,并使之日臻成熟与完善。
  
  二、北学派文人对王士禛“神韵说”的主体间性批评
  
  巴赫金认为,“即使两种文化出现了对话的交锋,它们也不会相互融合,不会彼此混淆;每一文化保持着自己的统一陛和开放的完整性。然而它们却相互得到了丰富和充实。”这就是文化交流中的“增补性原则”。它一方面保持自己文化的独立性,另一方面在文化交流过程中认识他人的文化和更深刻地认识自己的文化,以此求得共同的完善和发展,并结合传统的参与,在自我文化上形成了新的质素与新的文化,继续以新的面貌参与文化的交流与对话。
  北学派文人对王士稹神韵说的批评就明显地带有上述性质。北学派后期的代表作家李德懋在《清脾录》中记载了王士稹诗学东传的盛况:
  《带经堂全集》之来东,才二十余年。而藏之者不过二三家,亦不识其为何人。余尝从人借读,洋洋巨视,目瞠舌唼,自恨相见之苦晚。于是有诗曰“好事中州空艳羡,尧峰文笔阮亭诗”,遂诧张夸震于泠斋(柳得恭)、姜山(李书九)、楚亭(朴齐家)诸人,举皆咀嚼浓郁、耳濡目染。流派所及,能知有王渔洋于天壤间者,亦稍稍相望也。今仅五六年其表章之功,余亦不让焉。
  王士禛的诗歌及其诗学之所以能在朝鲜文坛广为传诵,其最得力于北学派后期以李德懋为主的“海东四家”。其实,北学派前期就已经开始接触和了解王士稹了,据洪大容的《湛轩书》记载,清代文人曾向洪大容赠送王士稹的《感旧集》,并对其说:“携至贵处,翻刻广传,则诗人之幸。其中诗话有可观,亦可知中国诗人之源流。”这些都为王士稹神韵说在朝鲜的传播奠定了基础。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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