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学派”是18世纪后半期在朝鲜李朝出现的实学派中的一个流派，其名称是由这一流派的文化价值取向即北学主张而来的。北学派的文学与中国文学、特别是清代文学有着密切的关联，其文学理念与清代王士稹“神韵说”的关联最为明显。北学派的主要文人如洪大容、朴趾源、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李书九等(其中李德懋、朴齐家、柳得恭与李书九，被清代文人称为“海东四家”)都曾直接或间接地论说过王士稹的“神韵说”。
　　巴赫金认为碰撞后的不同文化必定会保有其各自的文化主体性，即文化自我首先必须是一个“我”，否则就不能称其为文化。所以，他更强调不同文化之间的交往性、对话性，认为交流与对话是文化的基本存在方式。同时，文化之间的交往本质上不是独白，不是一方向另一方的灌输和强制接受，而是在平等、民主的对话交流中进行卓有成效的理解，进而造成意义的增殖与再生。北学派文人与王士禛围绕着“神韵”诗学而进行的阐释活动，鲜明地体现了中朝古典诗学理论交流的“主体间性”特征。
　　主体间性的主要内容是研究或规范一个主体是怎样与完整的作为主体运作的另一个主体互相作用的。认为文学实践主要表现为人与人之间所进行的社会交往活动。这种“主体一主体”关系所体现的是互为主体的双方间的“对立、对峙——对话、交流”。这种主体之间的交流首先是一种共同参与，一种主体的分有、共享或一种共同创造。它强调相互间的投射、筹划、相互溶浸，同时它又秉有一种相互批评、相互否定，相互校正、调节的批判功能。在此基础上展开了主体间本位的广阔天地，不断达成主体间的意义生成。王士禛“神韵说”的最终形成，以及北学派文人对王士禛“神韵说”的批评即如此。
　　
　　一、王士禛“神韵说”的主体间性特征
　　
　　“神韵”本是一个内涵丰富、渊源深远的中国古典诗学范畴，“是指一种理想的艺术境界，其基本美学特征是自然传神，韵味深远，天生化成，而无人工造作的痕迹。”严格地说，“神韵”作为一种诗歌美学思想，绝非王士禛首倡。翁方纲曾言：“诗人以神韵为心得之秘，此义非自渔洋始言也，是乃自古诗家要妙处，古人不言而渔洋始明著之也。”这恰恰说明了神韵诗学在形成与发展过程中的主体间性特征。
　　“神韵”一词，它最先出现在魏晋南北朝的人物品评之中。后来，作为人物品评的“神韵”被引入绘画领域，才正式成为一个艺术范畴。中国古代艺术向来讲究诗画同流，所谓“诗中有画，画中有诗”已成传统。到了唐代，“神韵”逐渐成为诗画共同探究的一个审美范畴。宋代谈“神韵”者历来以严羽为代表，他在《沧浪诗话》中说：“诗之极致有一，曰入神。”至明清，“神韵”一词在各种意义上被普遍使用。如胡应麟、王夫之、翁方纲等等诗学大家都曾不止一次谈到“神韵”。
　　从神韵说的发展历程，我们可以清楚地发现，中国古典诗学上的“神韵”说是在“文如其人”、“诗品出于人品”这一价值取向影响下发展而来的。当中国古代文人谈及“神韵”时，它实际上就意味着把诗当作一个生命实体来看待的。并且由诗的生命体性完全可以直接感知到诗人的生命体性，因此，“神韵”的美感带有一种浓浓的生命味道。也就是说，“神韵”所蕴藉的诗歌之美是一种绵延无尽的情调与境界。王士稹在《蚕尾文·梅崖诗意序》中说：“诗以言志。古之作者，如陶靖节、谢康乐、王右丞、杜工部、韦苏州之属，其诗具在，尝试以平生出处考之，莫不各效其为人。”诗即其人，这也是王士禛诗学的基础。王士禛的同乡后辈伊应鼎在《渔洋山人精华录会心偶笔》卷三中说：诗之妙在于神韵，而神韵之妙存乎性情。性情正大者，所见之景写来无不正大；性情高旷者，所见之景写来无不高旷；性情幽闭者，所见之景写来无不幽闭；性情恬适者，所见之景写来无不恬适。本乎性情，征于兴象，发为吟咏，而精神出焉，风韵流焉。故诗之有神韵者，必其胸襟先无适俗之韵也。
　　王士禛之前，虽有许多诗家谈及神韵，但还没有把它看成是诗歌创作的核心问题，而且在相当长的一段时期内，神韵的概念也没有固定而明确的内涵，只是大体上用来指称与形似相对立的神似、气韵、风神等一类内容。是王士禛首先明确地把神韵作为诗歌创作的根本要求提出来的。
　　但“神韵说”不是在主体自身(王士禛)形成的，即不是独白的宣言；而是在主体和主体(即王士禛与其他诗论家或画论家)间形成的，是“众声喧哗”的结果，是“群体性阐释”的效应。王士稹的“神韵说”就是在与我国传统诗画审美理论的“主体问性”关系中发展而来的。
　　从其与绘画理论的主体间性来看，与南宗画派的关联颇为明显。南宗画派从唐代王维起，下至宋代的荆浩、关仝、郭宗恕，元代的倪云林等四大家，明代的吴门画派，以至清代的王原祈、王石谷等画家，大都主张神韵、气韵，强调绘画创作要以最省略的笔墨获取最深远的艺术效果，以减削迹象来增加意境。例如《香祖笔记》载，郭宗恕“画天外数峰，略有笔墨，意在笔墨之外”，王士稹赞为“得诗文三昧”；荆浩论山水：“远人无目，远水无波，远山无皴”，王士稹认为：“诗文之道，大抵皆然。”可见，王士禛与“南宗”画派“只取兴会神到”、“淡逸绝尘”的风格产生了强烈的共鸣。
　　从与中国古典诗学的关系来看，王士禛的神韵说主要是对唐代司空图、宋代严羽等的“象外”传神思想进行了主体间性的阐释。例如他说：“表圣论诗，有二十四品，予最喜‘不著一字，尽得风流’、八字。又云：‘采采流水，蓬蓬远春’，二语形容诗境亦绝妙，正与戴容州‘蓝田日暖，良玉生烟’八字同旨。”又说：“严沧浪论诗云：‘盛唐诸人，唯在兴趣，羚羊挂角，无迹可求，透彻玲珑，不可凑泊，如空中之音，相中之色，水中之月，镜中之象，言有尽而意无穷。’司空表圣论诗亦云：‘味在酸咸之外’……于二家之言，别有心会。”“别有心会”说明王士稹对他们神韵诗学的解释是主体间性的解释。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