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难看出，策问里武帝所探寻的包括这几个方面：瑞祥灾异、命之夭寿、终始之序、德泽方外。①而这几个方面可以说是有汉以来黄老、儒学、阴阳学各学派各自发展的结果。至武帝时，汉经七十余年的发展，诸侯、功臣问题已基本解决，国力强盛，专制制度需要强有力的统一理论支持。“董仲舒治《公羊春秋》，始推阴阳，为儒者宗。”［2］董仲舒的《天人三策》应运而生，他以儒家思想为核心，杂糅阴阳五行道、法思想，大谈“天人感应”，强调君主应该“法天而立道”，认为“阴阳调而风雨时，群生和而万民殖，五谷熟而草木茂，天地之间被润泽而大丰美，四海之内闻盛德而皆徕臣，诸福之物，可致之祥，莫不毕至，而王道终矣”［2］（P2503）的原因在于“天人相与之际”，将瑞祥灾异、命之夭寿、终始之序、德泽方外等内容归于天、人的关系之中。
　　 如果说《天人三策》、《春秋繁露》是董仲舒为汉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复古更化的现实合理性找到的理论依据，那么，《五帝本纪》就是司马迁为其所找到的事实依据与目标。司马迁是继贾谊之后复古更化的又一支持者，他在《太史公自序》中引孔子的话说：“我欲载之空言，不如见之于行事之深切著明也。”［1］（P3297）“空言”即理论化的语言，司马迁即要为理论找到历史的事实。他撰《史记》是要像《春秋》一样达到“上明三王之道，下辨人事之纪，别嫌疑，明是非，定犹豫，善善恶恶，贤贤贱不肖，存亡国，继绝世，补敝起废，王道之大者也”［1］（P3297）。
　　不难看出，《史记》是汉代平民政权在政权的历史合法性和现实合理性的文化背景下，对“上古至汉三千年文化的大清理”［7］（P91）。《五帝本纪》则是指向起点和终点，它的终极意义就是要建立“大同”的“圣王”社会。武帝毕生就是围绕着五个方面封禅巡狩、明堂郊祀、改正朔、易服色、伐四夷而更化改制。《五帝本纪》所塑造的理想国是西汉建国到武帝时期文化的总结，它以史实为复古更化确定了出发点和目标，对西汉后期的文化和政局有着决定性的影响。
　　“《史记》如同一条文化链条，将不同时期的文化联系起来，形成一个完整的系统，使历史与现实融为一体，并预示着中华文化的未来的发展方向。”［7］（P91）的确如此，仅就《五帝本纪》所反映出的文化意义对武帝以后的西汉文化影响是深刻的。一种文化的形成是历时共时的产物。战国以来的阴阳五行观念经过几百年的发展成为汉人的哲学基础和思维模式的内核。在此基础上，在汉初较为宽松的政治文化氛围中黄老、儒、法相互吸纳、整合为有汉一代新的文化观念。《五帝本纪》虽然是史公严谨地历史考证的结果，也是汉代文化的产物，包含着浓烈的主体情感，以及社会权利关系下理性意义的构建。五帝意象所生成的范式化情节成为天统观念观照下对权力话语的一种追求，并形成了一种文化传统。这种文化传统既是对以往历史的总结，又指引着未来历史的发展。具体到《五帝本纪》所反映的大一统、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而言，武帝朝对内“推恩令”等强干弱枝的措施，对外征伐四夷的战争，疆域空前扩大，中央集权专制的体制稳固形成，“大一统” 已基本成为事实。从此以后，大一统思想融入每一个中国人的血脉，成为不变的历史与现实的追求情结。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的思想在汉初历史合法性的追寻中已有彰显，但经文帝刘恒因仁德的名义，虽庶出而践祚的当代演练，似更有了现实的操作性。武帝毕生经营是要上应于天，成为“圣王”，仁德与祥瑞成为武帝朝最主要的文化追求之一。
　　《五帝本纪》所反映的大一统、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三方面中，大一统已经成为现实，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自然对武帝后的“当涂之君”、“守文之士”有着深远的影响。昭宣以后通明经术的儒生进入权力中枢，仁德与祥瑞、天下为公与禅让成为西汉后期文化的主要内容，乃至于王莽受禅、西汉灭亡，无不是这一思想发展的结果。
　　西汉中后期，武、宣、元、成各帝都通明经术，为汉代儒学的兴起奠定了基础。自武帝时公孙弘一白衣而卿相，标志着儒生因通经致用，而进入政府，士人政府逐渐形成。昭宣以后，博士之职几由通经的儒生担当，而且规模逐渐扩大。《汉书·儒林传》曰：
　　昭帝时举贤良文学，增博士弟子员满百人，宣帝末增倍之。元帝好儒，能通一经者皆复。数年，以用度不足，更为设员千人，郡国置《五经》百石卒史。成帝末，或言孔子布衣养徒三千人，今天子太学弟子少，于是增弟子员三千人。［2］（P3596）
　　随着以儒生为主导的文人政府的形成，学术上，董仲舒所提倡的“天人”关系中所鼓吹的“《春秋》之道，奉天而法古”、“欲其法先王”［12］（P14）等观念，经司马迁《五帝本纪》及《史记》有力的佐证，“天人之际”成为普及性观念。①只是由于汉世的衰微，学术产生了新的转向。
　　西汉昭宣之世，虽有“中兴”之誉，但元帝以后至王莽“禅让”，西汉中央政权日趋落入外戚宦官手中，先有弘恭石显弄权，后是王氏外戚专政。朝廷内部互相倾轧，朝政黑暗。与此同时，自然灾害频发，仅元帝一朝，元帝在位16年，《汉书·元帝纪》提及的大的灾害就达16次之多，成帝、哀帝、平帝时期更是不减。这一切导致了“雄主既殂，人心丕变”的社会氛围。《五帝本纪》所谈的仁德与祥瑞进一步变为“国家将有失道之败，而天乃先出灾害以谴告之”［2］（P2498）的灾异说。既有灾异，便为人主不德。元帝始虽以册免大臣推脱责任，但终不能阻挡天下为公与禅让的潜流。早在昭帝时，鲁人眭弘从嬴公受《春秋》，见“大石自立，僵柳复起”，上书曰：
　　先师董仲舒有言，虽有继体守文之君，不害圣人之受命。汉家尧后，有传国之运。汉帝宜谁差天下，求索贤人，禅以帝位，而退自封百里，如殷、周二王后，以承顺天命。［2］（P3154）
　　大将军霍光以为妖言惑众，大逆不道，捕杀之。但戏剧性的变化是：“后五年，孝宣帝兴于民间，即位，征孟（眭弘字孟）子为郎。”［2］（P3154）这为本来思变的人心添注了活力。宣帝时，司隶校尉盖宽饶为人厚德，刚直高节，对宣帝用刑刻深、信任中尚书宦官极为不满，上书曰：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