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天下为公与禅让。五帝之所以能够成为千古圣王、万世楷模，是因为他们有高尚的人格，他们以天下为公，利济万民。黄帝为了百姓“未尝宁居”。帝喾“顺天之义，知民之急。仁而威，惠而信”。五帝不同于禹夏以后的帝王而家天下，他们以德者而居天下，以天下为公。“尧知子丹朱之不肖，不足授天下，于是乃权授舜。授舜，则天下得其利而丹朱病；授丹朱，则天下病而丹朱得其利。尧曰‘终不以天下之病而利一人’，而卒授舜以天下。”“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舜子商均亦不肖，舜乃豫荐禹于天。”五帝将天下没有视为一己一家之私，而是认为天下是全天下人共有之天下，将人类的理想化为一种个体道德准则。这种对道德价值的肯定成为“荐于天”，成为“禅让”为王的标准，也成为个体生命意义追求的基础。显然，在司马迁看来，五帝的历史在于意义，在于惯例，在于一种人类意义上的模式化、规范化的理想。
　　 《史记》成书于西汉中期，司马迁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 （《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历史理性，希冀找到汉帝国发展的历史必然。武帝朝是西汉社会文化最为激荡的时代，从汉初开始的数十年的“亡秦”的探讨，这一时期进入“复古更化”的实践。居于激流之中的巨大航母的航向、目的地成为汉代知识分子急切寻找的结果。《史记》显然是这个时代对往事的总结，对未来的展望。尤其“万世载之”的五帝事迹成为历史与未来的交接点。《五帝本纪》可以说是汉代文化的一面镜像，汉代的政治、经济、文化、法制、军事等方方面面都可以从中找到印迹。而这一切都和汉政权的建立及政权的历史合法性相始终。
　　汉代政权的建立不同于前代任何一个朝代。三代以来，至秦王朝，都为一隅之诸侯拥兵而有天下，其贵族政权性质始终不改。而汉代立国君臣皆起微末。赵翼《廿二史札记》说“汉初布衣将相之局”［10］（P36），钱穆的《国史大纲》说：
　　高祖父称大公，无名。母曰刘媪，并亡其姓。高祖行四，故曰刘季，既有天下，因为邦。一时群臣，如萧何为沛主吏椽，曹参为狱掾，任敖狱吏，周苛泗水卒吏，申屠嘉材官，陈平、王陵、陆贾、郦商等皆白徒，周勃织簿曲吹箫给丧事，樊哙屠狗，灌婴贩绘，娄敬挽车，惟张良为韩相贵胄。汉初王后亦多出微贱。项羽田横之徒皆贵族，而皆不能成事，此可以觇世变。［11］（P128）
　　这些草莽英雄虽已贵为王侯，但其君刘邦则如《史记·郦生陆贾列传》所载“诸客冠儒冠来者，沛公辄解其冠，溲溺其中。与人言，常大骂”［1］（P2692）；其臣子则如《史记·刘敬叔孙通列传》载“群臣饮酒争功，醉或妄呼，拔剑击柱，高帝患之”［1］（P2722）。粗犷散漫，仪法混乱，礼制无从谈起。面对“民亡盖臧，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2］（P1127）的经济困窘，仓促之间获得政权的汉初君臣，自不如先代贵族有政治经验。他们只好依黄老，号“无为”。“‘无为’之实则为‘因循’。因此汉初制度法律一切全依秦旧。”［11］（P129）更重要的则是，从哲学、政治理论方面寻求政权更替的历史合理性。
　　汉政权建立的合理性首先是从刘邦的神化开始的。《史记·高祖本纪》说：“其先刘媪尝息大泽之陂，梦与神遇，是时雷电晦冥，太公往视，则见蛟龙于其上，己而有身，遂产高祖。”［1］（P341）刘邦不仅出身神异，而且上应于天, 遂有赤帝子斩白帝子之说。刘邦自称自己德配天地，为五帝之一。《史记·封禅书》云：“二年，东击项籍而还入关，问：‘故秦时上帝祠何帝也？’对曰：‘四帝，有白、青、黄、赤帝之祠。’高祖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莫知其说。于是高祖曰：‘吾知之矣，乃待我而具五也。’”［1］（P1378）但这一时期汉政权的合理性探讨还较为零散，不系统。
　　汉政权的历史合理性是在过秦思潮中初步形成，以陆贾和贾谊为代表的知识层希望能够以秦为鉴，弘扬文教，遵明圣制。《史记·郦生陆贾列传》云：
　　高帝不怿而有惭色，乃谓陆生曰：“试为我著秦所以失天下，吾所以得之者何，及古成败之国。”陆生乃粗述存亡之徵，凡著十二篇。每奏一篇，高帝未尝不称善，左右呼万岁，号其书曰“新语”。［1］（P2699）
　　陆贾认为应该效法“后圣”，“后圣乃定五经，明六艺，承天统地，穷事口微，原情立本以绪人伦，宗诸天地。口修篇章，垂诸来世。被诸鸟兽，以匡衰乱。天人合策，原道悉备”［12］（P18）。
　　继陆贾之后的贾谊进一步为复古更化开了先声。经过汉初二十多年的休养生息，社会得到一定的恢复，但同时，三大危机日趋严重，一是富商大贾日益侈靡，兼并土地；一是诸侯王日益骄纵，恣意妄为；对外则是匈奴来势汹汹，不断叩边。所以贾谊说：“进言者皆曰天下已安已治矣，臣独以为未也。曰安且治者，非愚则谀，皆非事实知治乱之体者也。”［2］（P2230）他的《陈政事疏》除了裁抑诸侯、抵御匈奴以外，还主张弘扬文教、移风易俗，显然这两点是要打破虽倡“无为”，但实走申韩刑法一路、袭秦“以吏为师”“以法为教”的老路，而转礼乐教化上。钱穆《国史大纲》言：“亦即由亡秦转而为三代之隆，即由百家法后王转入六经法先王也。”［11］（P143）文帝时，“鲁人公孙臣上书陈终始传五德事，言方今土德时，土德应黄龙见，当改正朔服色制度”（《文帝纪》），但受到当时丞相张苍等反对。“十五年，黄龙见成纪”使形势有所转机，却因新垣平事件而至“孝文帝废不复问”。
　　汉武帝刘彻雅好儒术，“既立胶东王为太子，召卫绾拜为太傅”，后又复拜王臧为太子少傅。卫绾谙习儒学，王臧师从申公，两人都为当时的大儒。武帝因而受儒家学术熏陶之深，钦慕上古三代，即位后就着手于复古更化。他的《元光元年策贤良制》曰：
　　盖闻五帝三王之道，改制作乐而天下洽和，百王同之。当虞氏之乐莫盛于《韶》，于周莫盛于《勺》。圣王已没，钟鼓筦弦之声未衰，而大道微缺。陵夷至乎桀纣之行，王道大坏矣。夫五百年之间，安文之君，当涂之士，欲则先王之法以戴翼其世者甚众。然犹不能反，日以仆灭，至后王则后止，岂其所持操或悖缪而失其统欤？固天降命不可复反，必推之于大衰而后息欤？乌乎，凡所为屑屑，夙兴夜寐，务法上古者，又将无补欤？三代受命，其符安在？灾异之变，何缘而起？性命之情，或夭或寿，或仁或鄙，习闻其号，未烛厥理。伊欲风流而令行，刑轻而奸改，百姓和乐，政事宣昭，何脩何饬而膏露降，百谷登，德润四海，泽臻草木，三光全，寒暑平，受天之祜，享鬼神之灵，德泽洋溢，施乎方外，延及群生。子大夫明先圣之业，习俗化之变，终始之序，讲闻高谊之日久矣。其明以谕朕。科别其条，勿猥勿并，取之于术，慎其所出。乃其不正不直，不忠不极，枉于执事，书之不泄，兴于朕躬，毋悼后害。子大夫其尽心，靡有所隐，朕将亲览焉。［2］（P2496-2498）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