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张新科，男，文学博士，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从事先秦文学研究；王晓玲，女，陕西师范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宝鸡文理学院教师，从事先秦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06.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4-0110-06收稿日期：2010-11-12
　　
　　历史的意义不仅是无数鲜活生命历程的记述，而且是人类以一种深厚的生命意识回眸自己生存发展，以期寻找人的意义、道德的价值原点。这种价值判断是指向当下、指向未来的，目的在于为当下与后世建立一个价值标尺。司马迁在《史记》中多次谈到这一问题。在《太史公自序》中，他说著《史记》是要“述往事，思来者”［1］（P3300），志在“网罗天下放失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1］（P3319），而达到“略协古今之变”，“稽其成败兴坏之理”，“通古今之变”［2］（P2735）。《史记·高祖功臣侯者年表》中也说：“居今之世，志古之道，所以自镜也。”［1］（P878）而司马迁的这种思想尤其集中于《五帝本纪》之中，《五帝本纪》便是司马迁所找到的人类发展的价值原点与尺度。他在《太史公自序》中说：“维昔黄帝，法天则地，四圣遵序，各成法度，唐尧逊位，虞舜不台，厥美帝功。万世载之。作《五帝本纪》第一。”［1］（P3301）显然，《五帝本纪》不仅是司马迁对历史的总结，也是他所构建的理想国。它的当下性、未来性对中国古代社会产生了深远的影响，尤其全面深广地反映和影响了西汉文化。
　　中国上古社会的起始多有争议，《尚书》记事起于尧舜时期，故孔子、孟子以严谨的历史态度，将尧舜以来作为信史时代，在《论语》、《孟子》中多有论述，而对黄帝无一谈及。但在春秋末战国初，诸子对黄帝的尊崇已有记载，初步形成了五帝的概念。《国语·鲁语》中有鲁国师展禽的一段话：
　　有虞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尧而宗舜。夏后氏褅黄帝而祖颛顼，郊鲧而宗禹。商人褅喾而祖契，郊冥而宗汤。周人褅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3］（P166）
　　由展禽的话可以看出，上古以来，对黄帝的禘祀比较早，黄帝在国家形成初期已被作为人文初祖来祭祀。《礼记·祭法篇》也有类似的记载：“有虞氏褅黄帝而郊喾，祖颛顼而宗尧。夏后氏亦褅黄帝而郊鲧，祖颛顼而宗禹。殷人褅喾而郊冥，祖契而宗汤。周人褅喾而郊稷，祖文王而宗武王。”［4］（P1192）大概在春秋末战国初年，先民已公认黄帝、颛顼、帝喾三人为华夏先祖，五帝概念已经有了三位。成五之数大概和战国邹衍的“五德终始说”相关。邹衍认为历史变化和王朝更替，是土德、木德、金德、火德、水德的相继更替，周而复始。故尚“五”之数，遂须再加入两帝，以凑足数目。恰尧舜两帝早被各家尊崇，正好成五之数，于是就有了黄帝、颛顼、帝喾、尧、舜五帝之说。这种说法影响很广，楚国自称颛顼之后；越族则被认为是禹之苗裔少康之庶子［5］（P1006）；匈奴族也被认为是黄帝之后，有“其先祖夏后氏之苗裔也，曰淳维”［1］（P2879）的说法。
　　先秦另外一种五帝的说法，即秦国的四帝之说，以及后来的秦朝的五帝说。据《史记·封禅书》载：“秦襄公既侯，居西垂……自以为主少皞之神，作西畤，祠白帝。”“秦宣公作密畤于渭南，祭青帝。”“秦灵公作吴阳上畤，祭黄帝；作下畤，祭炎帝。”［1］（P1364）先秦时秦国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为四帝。《吕氏春秋》成书于秦灭六国之际，受五德终始的影响，吕不韦等又加一帝颛顼，成五之数。《十二纪》、《时则训》以太皞、炎帝、黄帝、少皞、颛顼配以时节，配以五方，而称之五帝。虽然秦代的五帝说缺乏历史的严谨性，但由于秦朝的统一，秦的五帝说有了很大的影响力，也使前一种较为合理的说法混乱起来。刘邦曾就五帝迷惑不清，问曰：“吾闻天有五帝，而有四，何也？”［1］（P1378）而其谋臣也莫知所终。故司马迁《五帝本纪》赞曰：“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
　　至武帝时，得宝鼎，时人多以为黄帝所铸。汉武帝召问公孙卿，公孙卿说：“安期生通，受黄帝言，无书，独有此鼎书。曰‘汉兴复当黄帝之时’。曰‘汉之圣者，在高祖之孙且曾孙也。宝鼎出而与神通，封禅’。”又说：“黄帝采首山铜，铸鼎于荆山下。鼎既成，有龙垂胡髯下迎黄帝。黄帝上骑，群臣后宫从上龙七十余人，龙乃上去。余小臣不得上，乃悉持龙髯，龙髯拔，堕，堕黄帝之弓。百姓仰望黄帝既上天，乃抱其弓与龙髯号，故后世因名其处曰鼎湖，其弓曰乌号。”武帝听后感叹曰：“嗟乎！诚得如黄帝，吾视去妻子如脱屣耳。”［2］（P1228）可见，到司马迁撰写《史记》时，黄帝已成为汉人共同期许的文化意象。
　　司马迁将历史的开端由尧舜时期上溯到黄帝时期是历史与现实的总结。到《史记》成书之时，黄帝已经是一个普及性的、深入人心的人文初祖形象，他不仅是汉帝国的国家意志（黄老之术）的核心，民间古学也以其为基石搭建学说领域。黄帝意象于集体成为一种理想与目标，于个体成为一种人生境界与追求（神仙术）。作为一部通史，黄帝成为一个不可跨越的人物。司马迁深观史料，“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又实地考察“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1］（P46）。他以高越的人格建构、理性的历史观念、严谨的研究方法，将历史的记忆向前推进，不仅如此，《五帝本纪》所包含的是一种历史性与当下性的结合，并指向未来，有着深邃的文化蕴涵。
　　首先，贯穿《五帝本纪》始终的是“大一统”观念。“大一统” 一词由汉儒提出，始见于《春秋公羊传· 隐公元年》：“何言乎‘王正月’？大一统也。”这里解释以周历作纪年，被认为暗含尊周天子为天下共主的“礼征乐伐自天子出”的“大一统”观念。但实质上，“大一统”观念萌芽于国家形成初期，是在氏族部落基础上建立的一种整齐统一的政治秩序和制度。帝或王为天下共主，诸侯必须听命并进贡于王，诸侯距中央政权的远近不同，责任义务也不同，“夫先王之制，邦内甸服，邦外侯服，侯卫宾服，夷蛮要服，戎翟荒服。甸服者祭，侯服者祀，宾服者享，要服者供，荒服者王”［1］（P136）。也即《诗经·小雅·北山》所说“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6］（P797）。《五帝本纪》首先告诉我们的是“从黄帝开始就为一统天下而征战”［7］（P59），大一统为五帝的宏伟功业之一。黄帝“习用干戈，以征不享，诸侯咸来宾从”，“天下有不顺者，黄帝从而征之”，“置左右大监，监于万国。万国和，而鬼神山川封禅与为多焉”。帝颛顼“动静之物，大小之神，日月所照，莫不砥属”。帝喾“日月所照，风雨所至，莫不从服”。帝尧“百姓昭明，合和万国”。司马迁“从历史的角度，总结前代兴亡治乱的经验教训，为汉代的大一统社会找到合理的文化源头”［8］。自此以后，大一统观念成为“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义）也”［2］（P2523），成为中国文化传统里政治文明不可动摇的基础，成为汉代复古更化的依据，它对中华民族的向心力、凝聚力的形成起了决定性作用。  其二，仁德与祥瑞。董仲舒认为“唯圣人能属万物于一而系之元”［9］（P147）。就是说大一统的前提条件是有仁德的人成为帝王或君主，而称之为圣人、圣王。贯穿《五帝本纪》的另一特点即五帝都是仁德化于草木，以利济天下为己任。黄帝“修德振兵，治五气，艺五种，抚万民，度四方”。帝颛顼“养材以任地，载时以象天，依鬼神以制义，治气以教化，洁诚以祭祀”。帝喾“普施利物，不于其身”。“仁而威，惠而信，修身而天下服。取地之财而节用之，抚教万民而利诲之，历日月而迎送之，明鬼神而敬事之。”帝尧“其仁如天，其知如神”。帝舜则是“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在天人关系中，天以祥瑞来表达意志。帝王有德，天降祥瑞，黄帝因“有土德之瑞”而名。舜时“兴《九招》之乐，致异物，凤皇来翔。天下明德皆自虞帝始”。显然这些理论都具有鲜明的汉代文化色彩。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