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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启五年（1625），已经62岁的赵维寰，第八次参加会试，又失败了。“此番三日夜劳悴，不佞亦心知可省。徒以七龄就博，攻苦此道者，垂今六十年。展转徘徊，柔肠难割，且姑忍死须臾，以觊或然之幸。而不图迩者，梦中鬼物，连宵报罢。弹指间，永与闱事决矣。生平意气如许，竟以一猴冠结局，嗟乎，尚忍言哉！”（注：赵维寰：《雪庐焚余稿》卷8《与陆筠修学宪》，第537页。)
赵维寰喜欢读史，万历三十八年，从北京购得二十一史，带回平湖。万历四十一年，得系统阅读二十一史。天启四年，成《雪庐读书快编》60卷，刊刻于世。这一年，得见董其昌（1555－1636）。天启五年，给董氏信中称：“维寰不肖，自分潦倒，与先生仙凡逈隔。不谓昨岁邸中，得承謦咳，先生眷眷焉，若犹侧之故人之末者。临岐手书，指我颠隮，竟以热肠未泠，事复不果。冬仲抵家，兀坐孤愤，窃计彼苍似制我以富贵，而独纵我以贫贱。今贱矣，不能更益之贱，而贫则犹可益之贫。为卒读史一业，付之劂氏，名曰《快编》。盖某一生，所历皆极不快之境，而心所企慕，口所喜谭，必皆世间极快之人、极快之事。是编所收，苟其无当于快者，一切刊削弗恤也”（注：赵维寰：《雪庐焚余稿》卷8《上董思白先生》，第517页。)。
有人说，“天生才士，亿老其才而用之，有是言也，然验者半，不验者半。奇穷如弟，其不验者也”（注：赵维寰：《雪庐焚余稿》卷8《报刘特倩同年》，第528页。)。八次会试失败，对他的打击可想而知。苦无结局，无奈之余，出任海宁县学教谕。“忆自壬午游庠迨今，中更浙闱六蹶，南宫八蹶。与巾绦相守者，馀四十年。苦无结局，乃弃而之广文。夫今之广文，孟夫子所谓行乞也。无论长上鄙之，无复青眼相看，抑且省台憎之，屡用白简从事。即不佞家食时，目击诸丑状，亦自矢此生纵不得志，宁老死牖下，断不堕此坑堑，以辱生平。”（注：赵维寰：《雪庐焚余稿》卷1《初与宁庠诸士矢》，第437页。)从万历二十八年中举，做了25年举人，最后仍不得已就教职。
赵维寰为何一生追求科考？“余生平微有用世志，念今世资格太拘，可以行志者，独进士一途耳。孝廉非无晋九列者，而晋九列之孝廉，非独不能行志也，且并无志。……余之栖栖道路，历六十九年而弗惮，意盖在此。”（注：赵维寰：《焚余稿续》卷1《自述》，第619页。)赵维寰确实是一个有自己想法的用世之人，可惜一直没有机会做官，实现自己的理想。“风臣节事，臣东海贱士，谬列贤书，生平向性，独慨慕古志节之林，恒谓世间爵禄功名无不可，窃惟忠孝节义不可。窃瑕瑜好丑，无不可混，独清议必不可混。念臣老困公车，壮心消灭几尽，而独此一事耿耿不能去。”（注：赵维寰：《雪庐焚余稿》卷4《拟直陈第一清议疏》，第461页。)科考历程曲折，但读书人的清贫之风仍保持。分析赵维寰失利之因，一是性格因素，为人负气，所至不肯依阿权贵。头过身就过，头不过，身自然也过不了，无法成为人上人。中国的官员角色是双重性的，先得在长官面前做小，然后才有机会做官，在下属面前做大。二是文风过于高奇，难以让考官认同。政治考试讲究稳重，而不是新奇，这是江南人赵维寰无法理解的。幸福是相似的，不幸则各有各的不幸，赵维寰的科举人生正应验了这句俗话。
自天启五年，赵维寰到海宁县任教职。他知道乙榜非行志之官，但因为心里还想着参加会试，所以也就甘心了。明朝时期，允许地方部分教官可以参加会试。崇祯元年（1628），第九次参加会试，又失利。崇祯四年（1631），由海宁县学教谕升为南京国子监丞。做了国子监博士，就不能考会试了。如此，彻底断了计偕之路，此时已经68岁了。这年九月，上《乞休呈》，祭酒没有同意。后擢刑部主事，转郎官。以小臣屡讦大僚，在刑部，上疏弹劾抚宁侯朱国弼，罢之；又与尚书甄淑相互上奏指责，终被罢职。罢归后，杜门著书，崇祯十七年（1644）卒，享年81岁（注：（清）沈季友：《檇李诗系》卷16《忠介先生赵维寰》，文渊阁四库全书本。）。幸赵维寰寿命长，62岁以后仍做了几年小官。从今天的眼光来看，工作时间相当短，这就是科举体制所带来的弊端。
据陆惟鍌所编《平湖经籍志》，赵维寰有多种著作存世，《尚书蠡》4卷、《读史快编》60卷、《宁志备考》13卷（崇祯三年刊本）、《谕宁迂略》2卷、《雪庐焚余稿》10卷、《雪庐焚续稿》4卷。维寰对《尚书》研究用力尤深，颇有心得，所著《尚书蠡》有崇祯八年（1635）刊本，松江董其昌为其作序，序中称：“我明以经述论士，士之治《尚书》者，闽推莆，浙推檇李，而檇李尤著，若黄学士葵阳、冯司成开之、陈宫詹孟尝，皆用《尚书》登坛名世。其所论撰，经生家珍之，不啻天球弘璧也。孟尝后寥寥寡和，而吾友赵无声崛起当湖”（注： 赵维寰：《尚书蠡》董其昌序。）。结 语
科举与家族、个人的关系，是一个值得观察的视角。
明代初期的科举，承继元朝传统，有一个特殊的“儒户”制度。所谓儒户，就是职业读书、参加科举考试的家族，那是正宗的职业科举世家，享受着特殊的保护政策。他们的存在，代表了各地的科举文化水平。由于准备充足，所以，他们在明朝初期科举考试中的优势充分体现了出来。
家族教育准备充足与否，应是形成科举家族的一个相当重要的内在因素。明代宁波杨氏家族，经过三代的教育努力与积累，终于突破了科举零的记录。而且，在短短的三四十年内，出了多个进士，且官至尚书或侍郎者有四人，从而成为名震东南的科举家族。他们的成功，更内在的因素是凭借《易》经中举，从而再现了东汉以来的“一经传家”神话。
科举竞争的高度激烈，也是影响家族中举率的一个核心因素。参加科举考试，犹走今天的彩票之路，尖端的回报率相当高，然而个人的中奖概率低得出奇。同样，杨氏家族到晚明以后，科举竞争力明显下降。而对于那些科举准备不足的小家族来说，则更加困难。如晚明嘉兴平湖的赵维寰，出身于农家，经历了万历二十九年至崇祯元年（1601－1628）间的十科会试，均以失败告终。从科举的回报率来看，相当的低。
（责任编辑：陈炜祺）
Accumulation of Family Culture in Ming Dynast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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