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后蔡氏夫妇展开为期8天的发掘工作，详细记录下每天的进展。根据《猫儿岗发掘报告》第一天的记录，该墓为圆拱顶砖墓，墓砖平面和四周具有雷纹。蔡守认为砌墓顶之圆拱“乃用南越瓦塞以敲碎塞罅”，忖度“必为南越贵人之冢”。他进一步猜测，这种雷纹砖筑墓“不俟造墓砖而葬者”，应是葬时“出于仓促”之故；发掘第二天，又发现一特别的陶屋，屋有围墙，内有两座可移动的楼房。前楼里有两人坐于榻上，一人对立于几前，一人伏拜于左侧，屋檐下有一执兵器卫士。后楼有一人正在登楼梯，楼下有一高髻长裙的妇女，楼上有两个坐着的妇女。另外，拾得有“万岁”二字的残瓦，这使蔡氏夫妇愈加相信这是一个“贵人之冢”。当晚回家后，又取《史记》、《汉书》阅读参考，旋与南越王联系起来，怀疑是南越国第四位王赵兴之墓。
　　发掘工作全部完成后，蔡氏夫妇二人得出该墓

为“南越王赵兴墓葬”的推论：
　　不俟造冢砖，而用宫殿之平面雷纹砖筑之，可想其葬之仓卒。明器之陶屋，由外垣如宫墙，其中之人又如王者；又一陶屋门外有画象，墓门外有瘗玉，用器中有知之髹漆巨洗，皆非寻常人所宜有。再栓《南越传》同读，至吕嘉反，与弟将卒攻杀王太后，及汉室着遣人告苍梧秦王，立明王长男建德为王。虽未言杀兴，然兴倘来死，何事立建德为王?且《前汉书》亦云攻杀太后王，可知兴必死于乱兵中，故当日太后樛氏，尝欲纵嘉以矛，王止太后，嘉始得脱而出。嘉故不欲杀兴，兴既死，且大乱，仅草草葬之。嘉恨楞氏与安国少季已切齿，焉肯复为之营葬耶?据此故疑为南越王赵兴之冢。
　　蔡守夫妇从墓主用雷纹形砖(宫殿地砖)筑墓，推想该墓埋葬可能十分仓促，不及赶造墓砖；又依据出土的陶屋、金器、玉石等物，推测应非寻常人家所有；后查阅史书，发现动乱中死去的南越国第四代王赵兴似乎可以解答他们的疑惑。显然，他们的推断是建立在大胆假设基础上再一步步印证。南越国历史虽有《史记》、《汉书》等完整记载，但诸多细节之处仍非常模糊。后世研究者限于文献、遗物的不足，只能根据为数不多的只言片语去推想这段久远的历史。因此，在《猫儿岗发掘报告》中，蔡氏夫妇仅说“疑为赵兴之墓”，未敢定论。但在稍后出版的、蔡守主持的金石杂志《艺彀》刊登猫儿岗发掘瓦当的拓片，都直接以“广州猫儿岗南越王赵兴墓中残瓦当文”为题(见下图)，明确地指出该墓就是赵兴墓。
　　1916年“赵胡墓”、1931年“赵兴墓”的发现和认定过程，都与蔡守有着密切关系。民国时期追寻南越王墓之事，不时出现他的身影。1927年，中山大学历史语言研究所成立，蔡守即为名誉顾问。研究所考古学计划第一条为“两粤古代城市宫室、坟墓遗址之搜寻”，并以“广州市南越王墓之探寻”为就近着手点。除蔡守外，历史语言研究所其他几位名誉顾问，如邓尔雅、谢英伯等人，还是“广州古玉学会”的成员。1928年，他们将“广州古玉学会”更名“中华考古学会”，宗旨为“研究中国史前遗物及有史以后关于典章制度之玉、石、骨、角、陶、磁、铜、铁、图画等物”。学会侧重古器物的研究，自然无法摆脱金石学传统的影响，而与着重探讨史前时期情况的西方考古学并不完全一致。1929年一二月之间，历史语言研究所、中华考古学会两次开会，准备在东山开展挖掘南越王墓冢和王宫。由于1930年初考古学会主席商承祚远赴北平，挖掘之事不了了之。但蔡守等人没有放弃任何追寻南越王墓的机会。1931年，由“中华考古学会”主要成员谢英伯、蔡守组织成立的“黄花考古学院”，吸纳了刚从国外学习考古、民族学归来的留学生胡肇椿、杨成志等年轻学者。以蔡守为代表的传统金石家没有接受过正规的考古学训练，他们希望通过与留学生共事的机会，汲取西方考古学方面的知识技能。
　　受到西方考古学影响的黄花考古学院高度重视田野考察，这是与由金石家组成的中华考古学会最显著的区别，因此被视为南方致力于考古发掘事业的代表。学院甫一成立，先后对东郊木塘岗、猫儿岗汉冢、清平南王府故址、西郊大刀山晋冢进行发掘。1932年1月，黄花考古学院出版《考古学杂志》，刊登出土文物研究的论文，如曾传轺《南越朝台残瓦考》、《铺首》、《高棉瓦考》，胡肇椿《戟辨》、《杯之比较研究》，蔡守《广东古代木刻文字录存》等。对于从书斋中走出来的金石家蔡守、曾传轺而言，田野调查和发掘为他们提供了另一个辨识金石器物的途径。他们开始受到考古学的影响，没有放弃“一片破陶瓦、一个石斧、一只上古的人齿、或一块古代的兽骨”等古董商不屑要的东西，尝试肯定古物“对于文化上的贡献而估定其价值”。
　　蔡守发掘“赵兴墓”时撰写的《猫儿岗发掘报告》，就是模仿留学生胡肇椿的发掘方式。胡肇椿(1905—1961)，1927年毕业于燕京大学历史系，随后赴日本帝国大学研究院攻读考古学、博物馆学。1931年回国任职于广州中山大学，参与组建黄花考古学会，而与蔡守等人交谊颇深。三十年代，胡肇椿以黄花考古所的名义多次参加墓葬遗址发掘工作。但蔡守的操作方式和报告仍与以胡肇椿为代表的考古学主流有一段距离。以1931年《考古学杂志》刊登的胡肇椿《广州市西郊大刀山晋冢发掘报告》和1932年蔡守夫妇《发掘东山猫儿岗汉冢报告》为例，作一对比：
　　在操作方面，墓穴开挖伊始他们都邀请工务局派出工人协助发掘。蔡守强调，这些工人曾经接受胡肇椿专业训练，参与过此前古墓的发掘。正式开挖时，工地工人先作十字形的探沟，检查是否有人盗取；胡肇椿在发掘墓冢时，还会观察墓葬附近的地形、墓穴与地面的距离，并不仅仅关心墓内有何宝物。
　　在发掘报告方面，两份报告都有描述发掘的文字、遗物布置图、物品分析和结论，细致考究却存在以下三个方面的差异：(1)就文字描写来看，胡氏简略而蔡氏详尽。胡氏只写墓冢情形，蔡氏记录除涉及墓冢发掘情形外，还记录了许多生活上的闲事。(2)就墓室图样的种类来说，胡氏丰富而蔡氏单调。蔡氏只有遗物布置图，胡氏还增加了墓室剖面图和局部图，甚至有墓冢的实景照片。(3)就遗物布置图来说，蔡氏、胡氏都细致地描绘出了俯瞰时墓穴形状和遗物位置，力图使墓内情形一目了然。同时在遗物旁标注号码或者数字，逐一说明考证。相较而言，蔡氏之图画法较简单粗糙，直接标出墓的长宽，但看不清器物形状。胡氏之图较为具体写实，图侧标明比例尺，不但能清晰看出罐子是站立还是卧倒，甚至勾画出罐底的阴影。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