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16年10月，适值北洋政府颁布具有法律效力的文物保护条规——《保存古物暂行办法》，咨照各省长通饬所属认真调查文物现状，正式确认“古物”为“公家所有”，限期送缴。谭镳在《拟上朱庆澜省长保存汉初木刻字书》中称：“镳闻保存古物为文明诸国公例。前清已将此事编入地方自治章程。人民国来又经内务部著为通令，而存储古物被士林揽究，又为文庙应有之美举”。可知谭镳的呈文应该是在北洋政府颁布《保存古物暂行办法》之后。因此，蔡守将十四枚“黄肠木刻”拓片装订成两份，附上罗振玉、王国维的考证跋文，分送教育部、京师图书馆两处保存、展览。至于实物，仍在谭镳、蔡守、梁启超等私人之间辗转流传。此后文人学者每当追溯这段木刻文字时，都将其称为出自“南越王胡冢”的“黄肠木刻”，如蔡守《广东古代木刻文字录存》(1932年)、马小进《西汉黄肠木刻考》(1940年)、简又文

《西汉黄肠木刻考略》(1975年)等。蔡守一文详细回顾十四枚“甫”字木刻的发现过程，明言出自“南越王冢”。该文后又更名《南越王冢黄肠题字》，收录于1935年编纂未竣的《广东通志》。1940年，马小进沿用木刻出自南越赵胡墓的说法，称许谭镳“悉心考察”，“其言故足征而可信也”。1975年，简又文在蔡守、马小进二文描述的基础上，肯定谭镳的推断确信无疑。至此，谭镳、蔡守的猜测，历经国内专家学者间的信函往复、京师展览会的公共展示以及民间团体出版物的传播等过程，巧妙地塑造了南越国史的“事实”。
　　
　　2.1918年“赵佗墓”的发现
　　1924年5月5日，《广州民国日报》转载《旧金山美报》一则新闻访谈《南越赵佗墓中古墓谈》。被访者为时任中国实业银行总董兼海军部参议的李月庭，因公干途径旧金山并在一个名叫乌克兰的旅馆接受了记者访谈。谈起1918年广州城郊构筑楼房时发现的一处南越王墓，他生动描述当时墓中情形：(墓)中置一棺，系古木所制，甚巨。四围环置古铜器、陶器，一望而知为古代遗迹。乃破其棺，骸骨立化为尘灰。棺内又发见古物数事，其上镌有古字，识者知为南粤王赵佗之墓。古物中首先发见者，为一微发光之白玉，作方柱形，长十英寸，所刻之字为象形体，其文为南粤人民对赵佗之颂赞辞。据识古字者译其辞意，为“维王岳岳，躬亲王事。率我人民，祷雨于天。天降甘霖，俾有丰岁。王颜和悦，使民鼓舞。被王荣光，安居乐业”。观此玉背面亦刻象形字，以表水、火、土及七星。赵墓殆经数千年之失修，乃渐沉入地底。其中墓中所藏古物，共有三十七事，于中国古代艺术及生活情形有多少证明，皆殉葬物也。其物或与赵佗王同时代者，或先时代者。其先时代者殆为赵氏家传之宝。此类古物中，最为重要而奇特者，即前述之古铜镜。镜为圆形，阳面本磨光用照人面，今已模糊不堪。其阴面则镌有奇古文字，所镌之字环于镜之四周，亦成一圆形。略有一二字为识古文字者所识，但其文义绝未能明。阳面中心雕成一有孔之枢纽，用以穿线悬镜。赵佗既以善政为民爱戴，且又必为一田猎大家，因其棺内有一矢头，其锋甚锐而光亮，殆为其爱好之猎具。此外有一圆形白玉，直径五英寸，中有孔，大可容指。此物为古代大臣觐王时所佩，以示恭敬者也。此外又有暖酒器一事，系粗瓷所制，形似一碗，而碗底附有一烧炭之器，令人回忆当赵佗时代固未有禁酒令也。又有古铜古瓷瓶，光怪陆离，奇形异彩，经中日两国考古专家审定为周代遗物，约当纪元前一九二二年。其瓷器均未涂油，盖当时涂油之术尚未发明。又有古铜焚香之鼎、奇异之石壶与炊具等。又有古钱，亦如古镜然，其上镌刻之字，都不可识，其时代当在南粤赵佗以前至少一千年。至该古棺乃系一种至今不知名之古木材所制，其零片断块为李君所保存者，一经剖开时，仍发出一般异样幽香。又此古墓石槨之砖石，状亦奇古。……
　　上述材料透露，李月庭所论及的墓葬也是一个木冢，其内存有遗骸，还有方柱形的白玉、圆形白玉、古铜镜、矢头、瓷制暖酒器等共37件古物。其中，方柱形白玉、古铜镜上有古文字。为此，李月庭曾邀请包括中日两国考古专家和古文字专家对这些文物鉴别。李氏访谈中称，“识者知为南越王赵佗墓”，却未明言判断该墓是“南越王赵佗墓”的“识者”是何人，也未说明判断的依据为何物。根据上文有限的材料，“识古字者”所译古玉上之文字中并没有提到南越王，考古学家根据铜、瓷器的性质仅审定为周代遗物。李月庭言之凿凿，陶醉于将每一件细小的古物都与赵佗联系起来。通过古玉上的文字认定其为“南越人民对赵佗之颂赞辞”，通过棺内的矢头猜想赵佗“必为一田猎大家”，甚至给棺木内零片断块、石槨砖瓦涂都抹上一层神秘莫测的色彩。
　　这篇访谈无疑是一篇可以满足读者猎奇心态的文章。无论访谈内容真伪，作为国民党喉舌的《广州民国日报》转载《南越赵佗墓中古墓谈》或多或少反映出执政者的微妙心态。1924年，广州正值孙中山驱逐陈炯明、巩固广东政权的关键时刻。以孙中山为首的国民党和北洋政府的抗衡，分别代表着各自控制下广东和北京关系的对立。那么，如何看待历史上一度臣服又一度叛乱于中央的南越国，便成为现实关照的一个投射。对于广东文人学者来说，包括《南越赵佗墓中古墓谈》的采访者、记者以及《民国日报》转载的编者，更能引起他们津津乐道的恰是南越国臣服于汉王朝的那一段历史。他们认为南越国不是反叛中央的割据政权，而是中央管治下的地方政权，南越国的辉煌与善政都是在中央授权之下的。相对北洋政府而言，以广东为大本营的广东国民政府是一个割据政权。但对孙中山和国民党而言，仍是以正统、合法政府自居，积极号召对北洋军阀进行讨伐。关于“赵佗墓”的报道，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民国时期广东人是如何从自身立场出发看待南越国的历史。
　　
　　3.1931年“赵兴墓”的发现
　　鉴于广州东山等处先后发现“南越王”墓冢，出土很多秦汉时期的瓦片，吸引了众多掘墓者和学者到此寻觅。1931年，活跃在广东金石书画界的蔡守偶闻东山猫儿岗建楼时发现一墓，即偕妻子谈月色前往考察。2月26日，蔡氏夫妇即将考察状况向广州博物院汇报。在获得博物院的授权下，担任专员主持发掘工作，并出面函请工务局派工人协助。需要说明的是，30年代发掘古墓已经不像十余年前“赵胡墓”、“赵佗墓”那样随意，必须获得国家的授权。1927年，国民党北伐胜利，国民政府北迁南京后，各项工作走上正轨，各项法令法规逐渐完善。1930年国民政府正式颁布《古物保存法》，在1916年北洋政府颁布《保存古物暂行办法》的基础上，重申“埋藏地下及由地下暴露地面的古物，概归国有”，规定“发现人需立即报告当地主管行政官署”，“若隐匿不报则以盗窃论”。如此一来，古物采掘事宜“归属中央或地方政府直辖的学术机关”，并非个人可以进行采掘开挖。蔡守正是通过“黄花考古学研究所”这一民间学术团体成员和“广州市立博物院保管委员会”委员的身份，才得以主持东郊猫儿岗的发掘。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