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邦，愤悱若此，安用考据为哉?久欲摭拾残缺，辑为成书，折衷归于一是。仿佛如五国故事之例，而详核有加焉。……自佗以下得传五篇，略有证明，附之夹注；其余散见群帙堪资考订者，别次《丛录》二卷。……
　　梁廷枏认为，南越国建国近百年当有不少大事发生，可是两千年来流传下来的记载实在寥寥可数。记录南越国历史的史籍，除同时代的《史记》、《汉书》外，还有曾经出使南越国的汉臣陆贾所著《南越行记》，可惜该书后已散佚无存。自汉以来，所能看到有关南越国旧闻的其他史籍和著述亦不多，而且疑窦重重。在此情况下，梁廷枏遂参照各朝史籍，对该段历史进行细致的梳理、考订。《南越五主传》因此成为第一部由本地学人视角整理出来的南越国历史著述。鉴于梁廷枏在清代以来广东学术界的影响力，《南越五主传》与《史记》、《汉书》一起成为后人广为征引的信史，以及广东本地人认知南越国历史的重要依据。
　　梁廷枏通过整理、发掘文献而编录出南越国历史，恰逢道光时期广东考据学勃然兴起之际。有研究者认为，梁廷柑对南越国史的研究表达了广东学人对本地文化历史的推崇，并藉此研究表现自己的考据功力。梁廷柑的事例并非个案，这一段时间还涌现了许多本地历史，特别是围绕定都广州的南越国、南汉国两个地方政权的研究。广东学海堂学长吴兰修、梁廷柑分别出版有《南汉记》、《南汉地理志》、《南汉金石志》和《南越丛录》、《南越五主传》、《南汉书》等著作。这说明，当时文人学者除了整理史籍外，已经开始依据地理学、金石学考据历史。考虑到上述著作中未含有“南越金石志”的内容，推测可能是因为当时尚未发现南越国遗址、遗物的存在。
　　
　　二、南越王墓葬的三次发现及其定性
　　
　　民国时期发现的南越王墓葬皆源于广州市政建设的不断推进。20世纪10年代，新政府开始设想将广州旧城全面改造成新城，并以拓展城区和修路建房为首项工程。但数年之间政局跌宕，政府更迭频繁，城市建设也时断时续地进行。至1918年市政公所成立，彻底结束了广州城由番禺、南海两县分治的历史，整个市区行政得到统一管辖，正式揭开了全面的市政建设和规划。随着广州老城墙的拆除，城区范围拓展至原属城外的郊区。广州城郊大大小小的山岗上布满墓葬，城郊开发自然无法避开，三座南越王墓得以在郊区建筑工地被挖掘出来。这些墓葬的相继发现，极大地刺激了本地文人学者，相关的考察、研究、报告从猜想到印证，从怀疑到确认，成为广东文化建构过程中一个独特的文化现象。事实上，这轮追寻南越王墓的新高潮，既是清代以来广东文人学者建立和弘扬本地历史文化的延续，也为后人根据地下古物继续追寻南越国史创造新的契机。
　　
　　1.1916年“赵胡墓”的发现
　　民国肇始，广州市政府吸引大批华侨回国投资，开发郊区和扩建马路。美洲归侨黄葵石组织大业堂，购得一段原为官产地18亩的龟岗荒地建筑楼房。1916年5月11日，一个建筑工地发掘地基时，于离地面丈余深处发现一古代墓冢，为“一堂三房”的形制。由于当时中国尚未制定保护文物的法令，根据习惯掘到之古物可据为己有，该墓也不例外。墓中原有状况及文物数量现已无从考究，只知业主黄葵石捡取了四十余件古物。
　　该墓发现四个月后才为广州市政当局所注意。9月，广州文庙奉祀官谭镳闻讯前往视察。谭镳到达该墓时，墓穴已被清扫一空，仅了解到墓冢的深度、宽度、形制。根据谭镳的记录，墓室没有棺木，空荡荡的，尚存被人毁弃的头骨一片、手足骨数节，听说刚出土时即被随手毁弃了，又有似棺木剖毁蛀毁的残破木片数枚。冢的四旁用坚厚的香木密筑，木外并护以木炭防潮，冢木的上盖多已破坏，惟铺地木尚多完好。墓内有周、秦、汉初古物甚多，其中以瓦器为最。除此之外，还有铜器、玉璧、古镜及钱币。据说古物多聚集于冢墓之中堂。这批古物除黄葵石收藏的四十余件外，其他皆散佚无存。谭镳在废弃路旁的冢堂铺地木端还发现一些古文字，分别是：“甫五”、“甫六”、“甫七”、“甫八”、“甫九”、“甫十”、“甫十二”、“甫十三”、“甫十四”、“甫十五”、“甫十八”、“甫廿”，另有两枚略显不清“甫十口”和“甫口一”。
　　利用这些出土文物，谭镳对墓葬年代和墓主身份进行推测。通过字体和器物形制的考证，推断此墓为西汉南越国时期一“贵人”墓；根据墓中随葬玉璧，大胆推测“当为南越文王胡冢”；又由墓中发现钱币的颁行年代，猜测为汉武帝以后去世的、南越国第二个国王赵胡之墓。但呈文中谭镳仅仅提出该墓可能为南越王墓的观点，并没有过分强调这种猜测。因“各省文庙多有古物收存，藉壮圣域观瞻而备士林览究”，而“广州文庙独濯濯无有”，谭镳呈请省长将这些被废弃的古文字收藏于广州文庙内保护起来。
　　据查证，该呈文系谭镳与另一位金石学家蔡守共同草拟。当谭镳将此事告知好友蔡守，蔡亦认同此为“西汉遗物”，遂“商定此呈文”。值得注意的是，蔡守在十五年后(1932年)回顾这段往事的《广东古代木刻文字录存》一文中，全文摘录谭镳《拟上朱庆澜省长保存汉初木刻字书》，且将谭氏文中谓所藏者“必南越贵人”一语改成“必为南越王者”。这种改动，大致反映出追寻南越王墓的意愿萦绕在岭南学者心头。一旦发现年代相仿的墓葬时，自然就将“南越国的贵人”与“南越国的王”直接联系起来。
　　为求证木刻文字的重要性，蔡守还将十四枚“甫”字拓本寄送王国维、罗振玉、梁启超等国内学界具有重要影响力的专家学者，广泛征求意见。王国维、罗振玉等人似乎接受了谭、蔡二人的看法，相关考证中亦称这些“甫”字木刻文字得于“南越文王胡冢”。王国维从文献出发，指出汉时帝王的槨木应称为“黄肠”。梁启超(谭镳表弟，时任北洋政府财政总长)采纳王说，致函朱庆澜商讨木刻文字的保护问题时，明确写明这些文字是出自“南越文王赵胡冢”的“黄肠木刻”，已非谭镳呈文省长朱庆澜时所言“汉初之木刻字”。至此，“黄肠木刻”成为十四枚“甫”字木刻的专有名称。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