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三，沧海横流，方显出英雄本色。秦末之际，天下大乱，历史风云的变幻，使无数的王侯将相失去了往日的威风，与此同时，许多出身寒微的人又成为了叱咤风云的人物。如果我们将这些彼此之间有着一定的联系的传记合在一起加以阅读，则会发现司马迁在记载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时候，隐于其中的则是他的史诗意识。所谓史诗意识是指司马迁在描述这些历史事件和历史人 物时，一是强调秦统一中国后，天下岌岌可危的严峻形势。由于秦得天下以后，不能及时地调整政策，致使天下人心浮动。在这一大文化的历史背景中，秦以武力吞并六国，其冷酷给关东六国不同的社会群体留下了难以名状的创伤。“楚虽三户，亡秦必楚”(《史记·项羽本纪》)、“亡秦者，胡也”(《史记·秦始皇本纪》)的谶语在一定的程度上传达了六国反抗暴秦的意志和心声。为了真实地反映这一历史面貌，司马迁特别关注六国反秦的思想情绪，充分注意描述他们的个体行为与时代要求的一致性。二是关注这一时期人物的英雄传奇性。仅以项羽为例，在反秦大起义的活动中，项羽所到之处无不披靡。特别是钜鹿一战，当诸侯畏于强秦不敢救赵时，是项羽力斩宋义，率部与秦军决一死战，从而给秦王朝以致命一击。“当是时，楚兵冠诸侯。诸侯军救钜鹿下者十余壁，莫敢纵兵。及楚击秦，诸将皆从壁上观。楚战士无不一以当十，楚兵呼声动天，诸侯军无不人人惴恐。于是已破秦军，项羽召见诸侯将，人辕门，无不膝行而前，莫敢仰视。”(《史记·项羽本纪》)在司马迁的精心描绘下，项羽成了反秦起义中最有生气的人物。宋代刘辰翁说：“叙钜鹿之战，踊跃振动，极羽平生。”(《班马异同评》)明代的茅坤也说：“项羽最得意之战，太史公最得意之文。”(《史记抄》)在《史记》中，司马迁除了注意通过重大的历史事件来表现人物的精神风貌外，还十分注意通过人物的前后行为进行关照，以此来揭示人物命运的必然性。如在写项羽勇气可嘉的同时，司马迁还注意到了项羽有勇无谋而导致的悲剧性命运。项羽年轻时学书不成，又去学剑；学剑不成，又去学“万人敌”。然而“略知其意，又不肯竟学”(《史记·项羽本纪》)，因为有勇无谋，且缺少清醒的政治头脑，项羽失败了。尽管如此，司马迁十分注意用细节来大书特书历史人物的英雄传奇性。
　　其四，《史记》是一部以写人为主的历史著作，进而言之，是一部人学著作。但司马迁又把它视为一部“通古今之变”的政要，这样，它给司马迁提出的要求是，必须透过人物的命运来深入地表达对历史的看法。因此，司马迁把解决“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视为写作《史记》的重要原则，在解决天与人的关系的过程中，司马迁表现出对现有的宗教神学成果的怀疑，“王侯将相宁有种乎”(《史记·陈涉世家》)，陈涉对天命的否定，从而揭开了反抗暴秦的序幕。对项羽“天亡我，非用兵之罪也”的感慨，司马迁以“身死东城，尚不觉寤(悟)而不自责，过矣”之语进行了批判(《史记·项羽本纪》)。当然也应该看到，司马迁并不是非天命者，甚至在一些地方还表现出信奉天命的意绪，尽管如此，他对人道的关心却是主要的。在处理“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时，司马迁特别关心人物命运与社会构成之间的关系，经过有意识的选择，其笔下的人物命运大都带有深长的人生哲理意味。也就是说，一个人的际遇和奋斗往往与他所处的时势相关，一些外在的因素常常决定着一个人的命运，鉴于此，司马迁特别注意从大处着眼釆关心和思考这一问题。如身经百战的李广，一生都在孜孜不倦地追求着建功封侯的伟业，因时势不同始终难以实现，乃至汉文帝都替他感慨道：“惜乎，子不遇时，如令子当高帝时，万户侯岂足道哉!”(《史记·李将军列传》)然而，萧何、曹参、陈平、樊哙、夏侯婴等人因赶上了好时光，虽然出身寒微，但自从随刘邦起兵以后，都建功封侯了。对此，司马迁深有感慨地说：“方其鼓刀屠狗卖赠之时，岂自知附骥之尾，垂名汉庭?”(《史记·樊郦滕灌列传》)两相对比，便可得知司马迁对人物进行评价时，是以时势造英雄的观念为出发点的。这一观念与司马迁在追究天与人的关系时，把人放在首要的位置上是一致的，并承担了终极关怀的价值判断。
　　其五，《史记》是一部以人物传记为主的历史著作，录入《史记》的各个历史人物又都是有个性的人物，由于每个人的生活境遇不同，因此，其故事也就显示出各自的特质。如何把这些人物统一于“通古今之变”的原则之下呢?这是非常重要的问题。在《史记》中，司马迁采取的基本方法是，以“本纪”编年，突出其纲要的地位，让其他四体围绕着这一编年的线索展开，进而在大的文化背景上突出时代的氛围。“奉纪”在《史记》中的编年意义诚如司马迁在《太史公自序》中所说：“上记轩辕，下至于兹，著十二本纪，既科条之矣。”“本纪”是《史记》中的纲目，它串联起《史记》其他四体，展示了历史人物的命运和历史事件的全过程，这是司马迁在结构《史记》时显示出来的整体意志。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从发微六经人手，并赋予“十二本纪”以天下者非一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的经学思想。关于这一点，我们从司马迁以《五帝本纪》为《史记》的开篇中就可得知，五帝的事迹很多，但司马迁把他们得天下的事迹定位在以德服天下的方面。这种理想政治经过司马迁的申明，进而演化为了“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的思想路线。以君德推及到臣德，有德者昌的思想作为司马迁评价历史人物的标准，贯穿于“世家”和“列传”的写作之中，特别是在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身上得到了生动的体现，这是毋庸讳言的。
　　德在历史的发展中，初义与宗教神学相关。上古有“同心同德”(《尚书·泰誓中》)之说，所谓“同心同德”是指以血缘关系为纽带建立亲疏远近的等级制度，在等级制度的基础上倡导同姓同德。自周人发明了以德配天的思想以后，德在去除宗教神学外衣时具有了道德的内容和含义。德与仁的外化形式是仁与不仁的对峙，这一内容反映到秦末汉初的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和身上，便成了司马迁进行价值评判和道德评判的基本观点，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格外地关注秦汉之际的大势，试图在忠实地描述历史事件和历史人物事迹的时候，以思想观念的先行性对他们的个人行为作出不同程度的肯定和否定。如对刘邦、项羽等人的评价都贯彻了这一思想原则。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