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二，汉王朝的胜利实际上是楚文化的胜利，自楚文化走向全国，成为一个时代的文化追求以后，它给西汉带来的影响不仅仅是使楚辞成为全国的唯一文学，进而诞生一种新的文体——汉赋。更重要的是，它把楚人的浪漫气质高扬为一个时代的风尚，既铸造了汉人的灵魂，同时也铸造了司马迁的浪漫情怀。如司马迁在《史记，屈原贾生列传》中说：“余读《离骚》、《天问》、《招魂》、《哀郢》，悲其志。适长沙，观屈原所自沉渊，未尝不垂涕，想见其为人。”《离骚》等是楚辞的代表作品，同时也代表着楚文化的最高成果，从中不难体察楚文化对司马迁个人品质的穿透。
其三，承秦之弊，汉王朝到处是一派荒凉的景
象。《汉书·食货志上》云：“汉兴，接秦之敝，诸侯并起，民失作业，而大饥馑。……自天子不能具醇驷，而将相或乘牛车。”经过文景之治，汉王朝迎来了中国封建王朝的第一个鼎盛时期，乃至出现了“都鄙廪庾尽满，而府库余财。京师之钱累百巨万，贯朽而不可校。太仓之粟陈陈相因，充溢露积于外，腐败不可食。众庶街巷有马，仟佰之间成群，乘柠牝者摈而不得会聚。守闾阎者食粱肉；为吏者长子孙；居官者以为姓号”(《汉书·食货志上》)的局面。社会经济的繁荣，不但增强了汉王朝的国力，而且还助长了向外求索的豪气。这一时期，伴随着汉武帝打击匈奴、经营西域和经营西南夷的过程，汉人要求建功立业的雄心有效地得到了激发。可以说，整个社会都把实现人生价值的理想视为主旋律。在这种情势下，司马迁必然要融人雄奇阔大的时代潮流。
其四，为收集资料，司马迁曾有三次壮游，三次壮游达数万里，每到一处，司马迁便接触了大量的奇人奇事。透过这些奇人奇事，司马迁发现了隐藏在背后的兴衰之理。在发微“通古今之变”的过程中，站在历史的制高点上提出了社会批判、道德批判的重要思想。如为项羽、韩信等人作传，都与司马迁实地考察获取第一手的资料相关。《史记》作为一部史著，在写作中既需要以文献为依据，同时也需要印证文献的可靠性。三次壮游所获得的资料为司马迁印证文献的可靠性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司马迁交代《五帝本纪》的材料来源时指出：“学者多称五帝，尚矣。然《尚书》独载尧以来，而百家言黄帝，其文不雅驯，荐绅先生难言之。孔子所传宰予问《五帝德》及《帝系姓》，儒者或不传。余尝西至空桐，北过涿鹿，东渐于海，南浮江淮矣，至长老皆各往往称黄帝、尧、舜之处，风教固殊焉，总之不离古文者近是。予观《春秋》、《国语》，其发明《五帝德》、《帝系姓》章矣，顾弟弗深考，其所表见皆不虚。《书》缺有间矣，其轶乃时时见于他说。非好学深思，心知其意，固难为浅见寡闻道也。余并论次，择其言尤雅者，故著为《本纪》书首。”从司马迁的交代中可以看到这两种倾向：一是使用史料时应持慎重的态度，应充分地考虑资料的可靠性。在史料众说纷纭的情况下，应通过文献与实地考察相互印证的办法来进行取舍；二是疑古是为了还原历史的本来面目，印证文献的目的是为了使史述更加真实可信。与此同时，壮游行程中采集的资料又丰富着人物的事迹和精神面貌，在这一背景下，文献与实地考察的成果互为补充，遂给司马迁笔下的人物增添了新的异彩。
三、从《史记》的着力点看
司马迁的文化使命
关注历史是为了现实，是为了寻找历史发展的规律，读《史记》不难发现，秦汉人物是司马迁关心的重点对象。文以载道，文章是思想的载体形式，那么，司马迁是如何记载和评价秦汉之际的历史人物和历史事件的呢?它又是如何承担“原始察终，见盛观衰”、“稽其成败兴坏之理”的呢?这里有五个方面值得注意。
其一，司马迁热切地关注秦得天下以后的风云变幻。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除记载秦始皇统一天下及治理天下的过程外，还把重点放在了揭示秦推行暴政的方面。这一内容不仅仅出现在《秦始皇本纪》中，还出现在《李斯列传》等篇中，在《秦始皇本纪》中，司马迁为了探讨秦失天下的原因，专门引用了贾谊的《过秦论》。贾谊总结秦亡天下的原因时提出了三点看法，一是“仁义不施，攻守之势异也”，贾谊认为，秦统一六国后，没能及时地用仁义治天下是其失天下的原因；二是“危民易与为非”，变本加厉地推行暴政其结果是把全国人民推人火坑；三是“雍蔽之伤国也”(贾谊《过秦论》)，秦二世上台以后，继续推行暴政，结果是使本来已岌岌可危的政权更加雪上加霜。在《史记》中，司马迁虽然时常引用别人的话来证实自己的观点，但长篇大段地引用却只有《过秦论》一例。这里说明了两个问题，第一，贾谊的观点引起了司马迁的共鸣，贾谊所关心的问题，也是汉初一些有识之士共同关心的问题。在贾谊写《过秦论》之前，有陆贾的《新语》、贾山的《至言》(详细内容参见班固《汉书。贾山传》)探讨秦失天下的原因，乃至于贾谊的《过秦论》实际上带有集陆贾、贾山观点之大成的味道。关注历史是为了现实，这一点在贾谊那里十分明确。进而言之，《过秦论》因其思想深刻，使司马迁在探讨秦失天下的原因时予以了必要的关注。第二，总结秦亡天下的原因是为了探究长治久安的问题。司马迁写作《史记》的目的是为了全面地考察天道与人道之间的关系，是为了研究历史的变迁和帝王相承的大势。本着这一原则，司马迁试图通过总结历史的经验教训来思考现实中的问题。站在这一立场上，司马迁特别地注意观察秦汉间的变化大势，特别地注意总结秦亡的历史经验教训。
其二，司马迁纵横笔墨描绘了这一时期历史人物的行为举止和精神风貌。面对暴秦残酷的统治，陈涉与吴广商量道：“今亡亦死，举大计亦死，等死，死国可乎?”(《史记·陈涉世家》)寥寥数语，不但深入细致地交代出陈涉扯旗造反的原因，而且透过他的言语还揭示着“天下苦秦久矣”(《史记·陈涉世家》)的思想情绪。从陈涉在大泽乡揭竿而起到刘邦建汉再度统一中国，在这一过程中，天下大乱，各类人物都登上了历史的舞台，这些出身不同的人汇聚到反秦起义的潮流中，其人物的精神风貌也是各不相同的。例如黥布年少的时候有人给他相面，说他“当刑而王”(《史记，黥布列传》)，等到他壮年时果然受了黥刑，而他不但没有意志消沉，反而以为是走向成功的第一步。在汇入秦末大起义的各类人物中，他们既有像陈涉这样出身寒微的贫苦农民，也有像刘邦这样的市井游民、黥布那样的罪犯，还有像项羽那样的旧贵族。总之，群雄乘乱而起，虽然起义的目的各不相同，但推翻暴秦是他们的共同目标。为此，司马迁满怀激情地描绘了“秦失其政，而陈涉发迹，诸侯作难，风起云蒸，卒亡秦族”(《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历史。为了肯定他们反抗暴秦的历史功绩，司马迁为他们留下了一篇又一篇的传记，极有意义的是，司马迁敢于“成一家之言”，不但把项羽的事迹写入了“本纪”，把陈涉写入“世家”，而且还根据他对历史的理解，为那些入汉以后遭到剪除的异姓王作传，甚至掬出了一捧同情的泪水。这一切，都表现了司马迁敢于进行历史评判和价值评判的勇气和精神，以及他对历史独到的理解和认识。客观地讲，如果没有独立的文化品格和精神，那么，《史记》就不会具有深长的历史哲学的意味。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