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项目：江苏省社科规划基金(06JSBZW008)
　　作者简介：张强，博士，淮阴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223300
　　
　　史官的文化使命是什么?搞清这一问题，对于了解司马迁撰写《史记》的动机、司马迁与史官文化的关系、《史记》的结构及谋篇布局、《史记》的着力点等具有重要的意义。鉴于前人对这一问题缺少足够的认识，本文拟就这一问题谈谈自己的看法。
　　
　　一、司马迁与史官文化传统及史学革命
　　
　　中国有悠久的史学传统，其文化传承与史官秉笔直书的品格有莫大的关系。《礼记·玉藻》云：“动则左史书之，言则右史书之。”稍后，班固阐释道：“古之王者世有史官，君举必书，所以慎言行，昭法式也。左史记言，右史记事。事为《春秋》，言为《尚书》。帝王靡不同之。”记言、记事是中国史学书写的基本格式。在这一历史进程中。史官不但揭开了记录中国历史的序幕，而且通过他们的记录展示了中国传统文化的风貌。
　　记言、记事是史官的职责。这种情况持续到司马谈、司马迁父子生活的时代，开始发生重大的变化。司马谈临终时教导司马马迁说：“幽、厉之后，王道缺，礼乐衰，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自获麟以来四百有余岁，而诸侯相兼，史记放绝。今汉兴，海内一统，明主贤君忠臣死义之士，余为太史而弗论载，废天下之史文，余甚惧焉，汝其念哉!”②司马谈将新的文化使命赋予史官给司马迁以深刻的影响，乃至于司马迁明确地表示“小子不敏，请悉论先人所次旧闻，弗敢阙”(《史记·太史公自序》)。在这一过程中，司马迁通过清算“君举必书”的缺陷，以“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为逻辑起点，赋予《史记》以新的文化使命。进而言之，在反省史官记言、记事的使命时，司马迁以“本纪”、“表”、“书”、“世家”、“列传”为体例提出了新史学追求的文化目标。具体地讲，一是以“本纪”为纲，以“世家”、“列传”为目，在丰富帝王政迹的基础上关注人事与社会运动变化的规律；二是创立“表”，通过大事记来联络和补充纪传，郑重地提出“表”记载的大事是历史进程中应关注的重点；三是通过分述天文、历法、兵律、水利、经济、文化、艺术等专门史，从新的视角提醒人们关注社会进程中容易忽视的方面。这三个方面拧结在一起，既承担了司马迁“一家之言”(司马迁《报任少卿书》)的史学诉求，同时也从体例上为后世史学树立起新的标尺。清人赵翼指出：“司马迁参酌古今，发凡起例，创为全史。本纪以序帝王，世家以记侯国，十表以系时事，八书以详制度，列传以志人物，然后一代君臣政事，贤否得失，总汇于一编之中。自此例一定，历代作史者遂不能出其范围，信史家之极则也。”如果没有司马迁确立的新史学叙述原则，中国的史学水平也许会停留在先秦阶段；如果没有《史记》，“二十四史”的体例很可能是多元的，无法形成划一的文化格式和文化秩序。
　　司马迁建立的新史学秩序，大大地改变了先秦史学旧有的结构。与“君举必书”最大的区别是，司马迁以“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承担了发现社会运动规律的责任，以“稽其成败兴坏之理”(司马迁《报任少卿书》)提出了史述应在总结历史经验和教训的基础上为后世服务的政治主张。从这一角度看，真正给史学带来一场前所未有的深刻的革命的是司马迁。进而言之，司马迁以《史记》为新史学树立起高不可及的标尺，是在反省旧史学的过程中完成的。
　　司马迁的新史学是在清算旧史学的过程中建立起来的。在历史的进程中，史为什么能率先成为文化的掌握者?这与史的前身是巫觋有莫大的关系。女巫为巫，男巫为觋。巫觋是神职人员，负责氏族的祭祀活动。在神灵信仰盛行的年代，巫觋是沟通人与神之间的桥梁。当人类无法解释山川万物枯荣生死的自然现象时，因相信万物有灵，于是创造了异己的世界即神祇世界。神祇世界出现以后，由谁来传达神进而是上帝的旨意呢?由谁来建立人与神之间的联系呢?在历史的寻找中，他们把这一使命交给了巫觋。在人类守望神祇的年代，为了从人生此岸到达神祇彼岸，人类不断地用自身的活动续写着神衹新篇，用文化描绘神祇世界中的美妙。在他们看来，凡是现实世界没有的，神祇世界中肯定会有，而且肯定会比想象中的更加美好。既然神祇世界充满了期待，那么，就应该努力地寻找到达的途径。在这中间，巫觋扮演了重要角色。经过苦苦的求索，文化寻求的必然结果是创造出天梯神话。当天梯架起了人神交通的桥梁时，人类为取得的文化成果而欣喜鼓舞。遗撼的是，现实世界永远造不出通向神祇世界的天梯，也永远不会出现上帝为欢迎人类主动地放下天梯。尽管如此，寄托人类理想的神祇世界实在是太美丽了，美丽得让人心动。这样一来，人类需要用新的诉求来填补失缺的文化心理。在这一过程中，最容易办到的只能是取之现存，通过巫觋来传达神的指示。巫觋是神职人员，当他们振振有词地娱神祭神、自觉地为世俗政权服务时，因宣示君权神授，受到君主的优待和重视。巫觋的称谓繁多。据《周礼》等先秦文献，巫觋有大祝、小祝、大史、小史、卜人、占人等称谓。祭神如神在，巫觋煞有其事的祭祀，一方面使宗教祭祀成为世俗生活中不可或缺的内容，另一方面由宗教祭祀延伸出来的活动又不断地增添新的文化诉求。
　　据《周易》，上古时期“巫史”并称。这一事实表明，巫觋作为知识的传播者和文化的传承者，经历了从巫觋到巫官，从巫官再到史官的历程。“文史星历，近乎卜祝之间”(司马迁《报任少卿书》)，司马迁虽是为自己的境遇鸣不平，但从一个侧面道出了巫觋与史官之间的天然联系。在世俗化的进程中，巫觋由侍奉神灵到为君主服务。神职人员身份的变化以文化诉求为先导的。具体地讲，国家制度建立以后，由祭神到祭祖，祭祀活动的世俗化和职事分工的细致化拧结在一起，史官遂成为为君主服务的掌书人员。王国维指出： “史为掌书之官，自古为要职。殷商以前，其官之尊卑虽不可知，然大小官名及职事之名，多由史出，则史之位尊地要可知矣。””史官记言、记事遂确立了旧史学的文化传统。很有意味的是，这一传统一经确立，从没有人提出过需要变化其文化诉求的格式。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