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旧史学率先提出质疑的是司马谈、司马迁父子。这是个充满了人文气息的年代。这一时期，六经摇身一变成为先王政典即先王留下的统治大法。在这一背景下，当司马迁接受了其父的史学思想、对“君举必书”的旧史学秩序提出质疑时，六经自身的史学品质、文化品质和思想品质必然要成为新史学尊崇的最高范本。“考信于六艺”(《史记·伯夷列传》)、“折中于夫子”(《史记·孔子世家》)是司马迁史述时遵循的思想路线。“六艺”是指六经，即《诗》、《书》、《易》、《礼》、《乐》、《春秋》；“夫子”是指孔子。“六经”的提法初见于《庄子。天运》，起初，并不是儒家的专利。如汉初，新道家陆贾在推明治国之理时，曾经常在高祖刘邦面前称说《诗》、《书》(《史记·郦生陆贾列传》)。又如汉初的官方哲学是黄老学说，但“好刑名之言”(《史记·儒林列传》)汉文帝已在朝廷立一经博士，即《诗》学博士。这些情况均表明，六经显于汉朝与其具有先王政典的品质有直接的关系。然而，儒家重视传统和讲究家学，当先秦诸子及后学表现出轻视文化传统的时候，儒家却通过师传和家传把六经捧为治道的最高法典。这种情况持续到汉武帝一朝——儒家战胜黄老学说成为一枝独秀的官方学说时，六经的阐释权已彻底地转移到儒家那里。在这一背景下，儒家以六经为先王政典的思维方式直接支配着司马迁的思想和行为。“孔子修旧起废，论《诗》、《书》，作《春秋》，则学者至今则之”(《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迁认为，在“论考之行事”(《史记·太史公自序》)的基础上撰写《史记》，之所以要以六经为依据，是因为六经既是可信的文献资料，而且还是研究治道之理的思想和灵魂。
　　司马迁撰写《史记》是以六经为最高范本的。六经在《史记》中的意义有三层：一是六经皆史，六经中有可信的史料，司马迁曾郑重地表示写作《史记》是为了“绍明世，正《易传》，继《春秋》，本《诗》、《书》、《礼》、《乐》”(《史记·太史公自序》)；二是孔子的《春秋》本身就是一部专门意义上的史著，司马迁以《春秋》为师法的对象，包含了对其体例和格式的自觉学习；三是司马迁接受儒家学说，视《春秋》为高于一切的史学范本。如司马迁认为：“《春秋》以道义。拨乱反之正，莫近于《春秋》。”(《史记·太史公自序》)因为这样的缘故，司马迁以孔子激励自己，把自己视为文化的自觉传承者。“自周公卒五百岁而有孔子，孔子卒后至于今五百岁”(《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司马迁看来，“夫天运，三十岁一小变，百年中变，五百载大变”(《史记·天官书》)。周公与孔子之间的联系是文化上的传承，那么，孔子之后有谁能成为中国文化的直接传人呢?司马迁表示要像孔子著《春秋》那样来建立自己的文化伟业，进而写出一部可以与《春秋》相比肩的《史记》。这就是说，《史记》绝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历史著作，而是一部传达“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成一家之言”的思想巨著。
　　六经是先王政典，是中国历代治民要术的经验总结。因此，司马迁赋予《史记》的思想是，“罔(网)罗天下放失(佚)旧闻，王迹所兴，原始察终，见盛观衰”(《史记·太史公自序》)。在司马迁那里，《史记》的任务是承担总结天下兴亡之理的责任。由此出发，六经除了给司马迁提供了史料和严谨的治学方法外，还给司马迁提供了研究天下兴衰之理的武器。换言之，司马迁对夏桀、商纣失国原因的探讨，对成汤、周武得天下之事迹的关注，都表现了他对历史兴亡的终极关怀以及他对现实政治的深邃思考。它给我们的启示是，《史记》开创的新史学是在批判旧有的史官文化秩序中完成的。
　　
　　二、司马迁“爱奇”与
　　《史记》的文化品质
　　
　　司马迁是中国历史上的奇人，《史记》是中国历史上的奇书。前人论述《史记》的文化品质时，特别关注司马迁“爱奇”的特点。如汉代扬雄指出：“子长多爱，爱奇也。”子长是司马迁的字，“爱奇”是说司马迁对奇异的事件即特别能展示人物精神面貌的事件有特别的兴趣。如陈涉受人雇佣耕种在田垄上，对累得七死八活的同伴说：“苟富贵，无相忘。”意思是，如果今后富贵了，我们彼此都不要忘记。当有人嘲笑他的时候，陈涉长叹道：“燕雀安知鸿鹄之志哉!”(《史记·陈涉世家》)就是因为有了这样的豪情，陈涉才能在大泽乡揭竿而起，率先举起反抗暴秦的义旗。又如面对秦始皇出巡时浩大的声势，项羽说：“彼可取而代也。”(《史记·项羽本纪》)其壮语为后来推翻暴秦的英勇业绩埋下了伏笔。再如王温舒任河内太守时，大搞逼供信，于是“连坐千余家”、“流血十余里”。按照古代刑律，立春后应停止刑杀，然而，这个嗜血成性的家伙竟气急败坏地大呼小叫：“嗟乎!令冬月益展一月足吾事矣。”(《史记·酷吏列传》)像这样的情节或细节在《史记》中比比皆是，由于事件的选择与切入都十分老到，往往在三言两语中传神地勾勒出鲜活而生动的人物形象。“爱奇”是一种品质，同时也是一种技巧，贯穿于《史记》之中，它对提高《史记》人物的叙述质量起到了不可低估的作用。问题是，这种“爱奇”的品质是从何而来的呢?具体地讲，主要有四个方面。
　　其一，“爱奇”与司马迁的家学有关。司马迁出生于史官世家，史官是中国各类文化典籍的实际掌握者。司马迁叙述其父司马谈所学时说：“太史公学天官于唐都，受《易》于杨何，习道论于黄子。”(《史记·太史公自序》)司马谈曾任太史令，临终时对司马迁说：“余先周室之太史也。自上世尝显功名于虞夏，典天官事。后世中衰，绝于予乎?汝复为太史，则继吾祖矣。……余死，汝必为太史。为太史，无忘吾所欲论著矣。”(《史记·太史公自序》)因为这样的原因，司马迁自幼接受了良好的教育，全面地掌握了一般人难以掌握的学问，而要全面地占有资料需要有溯本求源的精神，这些遂为司马迁“爱奇”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