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都通过作者对“黄浦滩头”的刻画而意象化、符号化了。一个象征性的“黄埔滩头”的位置必然存在于都市感觉结构之中。与此同时,对都市中的绝大部分进步青年来说,它本身又不仅仅是一个空洞的能指,而是包含多层面的内容与意义,其中最基本的层面落实在他们实际的日常生活中。也就是说,他们的感觉并非生造出来,而是在很大程度上与他们的生活方式、审美趣味等种种存在状态紧密相连。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初左翼思潮的兴起,同步于上海新的生活方式以及阅读趣味,“左翼”本身就是“新兴”和“尖端”思潮中的一种,加上印刷、出版、图书售卖市场的活跃,左翼思潮从一开始就与“流行”、“时髦”混杂在了一起。。
　　这些受过中高等教育的写作者,多数人接触过大量的西方文哲与科学知识,通过书籍、报纸、电影等传媒他们更可以感受到种种西化生活方式,有时候若仅从表象看来,甚至很难从一班“洋场恶少”中将他们区分出来。他们分享着都市空间的种种现代化资源,当时上海几乎所有所谓“公共空间”,不仅作为消费社会的商业机构存在,更重要的是启发着人们对西方文化的想象。李欧梵在《上海摩登》里提到,张若谷1930年代曾专门写过一本叫做《咖啡座谈》的书,以及开办真美善书店的曾氏父子对上海的租界地理环境的痴迷。李欧梵据此说,“这些公共空间,常常是西方产物,不知中国作家是用什么方式在他们的实际操作或想象中把它们据为已有,而且在营建中国现代性的文化想象中把它们作为背景?”0或许只有张若谷、曾虚白之类人才会完全将自己移情于所谓“咖啡文化”之上,而在左翼文化,尤其是在左联成立以后的左翼文化之中,不仅不存在将中国的现代想象完全投靠于西方物质文明符号的可能,在持激进理念的文学青年看来,咖啡馆本身更是都市空间的对比性构图中的一部分,与“黄浦滩头”一样,是引发他们激进感觉的典型物象之一。所以,“咖啡馆”这一符号既属于都市感觉中的物象序列,同时又隐含着对这种物象序列的质疑、颠覆(由此进步青年们对于西方物质文明符号的复杂态度才更加值得注意,虽然这导致他们的观念与生活方式之间的差别很容易遭人诟病)。田汉在他著名的话剧《咖啡馆的一夜》中,让他的主人公在咖啡馆里诉说理想。1930年代左联、美联等举行的一系列重要活动的确经常在咖啡馆内举行,而批评家钱杏邨在半自传性质的小说里,也记述了自己流连于上海咖啡馆的种种浪荡生涯。在这篇小说的最后,主人公忽然觉醒于“生活太不成话了,太浪漫了”,决心痛改一番,追求真正的进步生活。而自始至终,主人公既没有形成新的思想,也没有找到新的动力,“要进步”的念头仍是沿着他的咖啡馆足迹得来的。与之对应,在钱杏邨的另一篇小说《家书》里,主人公在“进步”以后,又回到咖啡馆里向侍女宣传起革命道理来。“他滔滔不绝的向她们讲演起来,先问她们为什么欢迎他,是不是为着钱,又问她们为什么要做自己不愿做的事来换饭吃,为什么吃饭比人格更重要,为什么不做事儿的富儿反而有钱,做工的穷人反而没饭吃?为什么……”主人公边宣传进步理论,边和女招待调情,不但没有任何内心矛盾,两种行为反而互相助长。也就是说,当主人公仅仅驻足在咖啡馆与侍女厮混时,他会感觉到内心的空虚和价值失落,而一旦他获取了所谓革命信念,掌握了革命语汇,他的浪漫生涯就会变得合情合理。在咖啡馆里,激进话语、都市物象与身体感觉纠缠在一起,产生出新的书写形式,让人联想起这些流浪在上海滩上的进步青年们,几乎全都经历过的轰轰烈烈的“革命加恋爱”阶段。
　　我们大概可以大致这样来概括“革命加恋爱”故事的某些共同背景:受过新式教育的青年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身处时代转变的临界点,在私人生活与价值观上都遭遇危机,表现出消沉、颓废、盲目、躁动不安的性格。新文学史上最为自觉而认真地描写这种危机的,是茅盾早期以《(蚀)三部曲》和《虹》为代表的一系列小说。不过,在1920年代到1930年代之交,大多数更为激进的青年作者似乎并不愿意在此阶段做过多的停留,他们很快就将“革命”视为指向进步,以及指向个人危机之消除的双重符号,并且欲使自己笔下的人物尽快挂上这一符号背后的整体意义系统——新旧更替与社会进化。由于对“正确”历史逻辑的想象,几乎所有此类小说都以“追求光明”的意象为结尾,例如胡也频的《到莫斯科去》和《光明在我们前面》等小说,“伟大的,无边际的光明”常常是作者为小说中人物所设置的典型结局,意味着可以包容主人公的一切需求,以及解决一切危机,其中也包括“身体”上的危机。
　　实际上在剧烈的观念革新和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发生于“身体”的不适感是进步青年们苦闷的一大源头。这种感觉最容易通过恋爱与婚姻的自由,以及身体与性欲的解放这些话题来表现。而这些话题似乎在刚从传统环境中解脱出来,便要急速地“融入革命洪流”的“时代女性”身上显得更为突出。因此虽然这些革命小说的创作者多为男性,却为身体叙述——特别是以女性身体为对象的叙述预留了大量空间。上述胡也频的两部小说不但结局雷同,故事的基本情节和寓意也十分相似。两位女主人公一个爱上革命青年,抛弃资产阶级婚姻,在爱人被捕牺牲后毅然决定去莫斯科继续追求真理。另一个经过“五卅运动”的洗礼,放弃了原来的无政府主义思想,投身于共产主义信仰,同时也与坚定的共产主义者发生了爱情。这两部小说的相似性在于,都先预设了一种“追求进步”需要克服的前提(资产阶级家庭、反动派的丈夫,或者是混乱、教条的无政府主义团体),同时将正确思想与光明未来寄寓在男主人公身上,女主人公通过与之思想上的靠近和情感上的结合,变为身心合一的进步主体。
　　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中,女性身体成为被“观看”同时被改造的对象,男主人公眼中几乎全部是已经都市化了的小资产阶级女性,她们的身体正如并不追求革命的现代派作家刘呐鸥笔下的“摩登女郎”一般,是充满现代的“轮廓感”和“曲线美”的。当然,相比刘呐鸥笔下的“摩登女郎”,“革命文学”中的现代女性有着较为明确的追求,以及较为稳定的操守,可以看出叙述者小心翼翼地在投放身体感觉与塑造相对安分的女主角之间寻找着平衡。为了达到较好的效果,他们往往需要突破单纯外在“观看”的眼光,进入到女性的内心,以内在视角发掘出她们不同于“摩登女郎”的精神品格。然而在我看来,即使能够凭借全知全能的叙述者权力进行这样的“净化”工作,“革命文学”的作者们仍然没有办法完全克服对“摩登”身体的某种矛盾心理。《到莫斯科去》这篇小说线索明确,立意单纯,却仍然可以在相关情节中读出叙述者淡淡的不安感。当男主人公洵白第一次走进女主人公素裳那个资产阶级家庭时,他细细地观察了眼前这个书房: (责任编辑：南欧)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