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0年代末,继早期创造社成员之后,又一批年轻人——冯乃超、彭康、李初梨、朱镜我、李铁声等从日本中断学业回到上海,郭沫若称他们是“新锐的战士”。正是他们扩充了后期创造社的力量,在“新锐理论”方面极大地影响了郭沫若与成仿吾,并携同太阳社与鲁迅展开“革命文学”论争。他们将过激的“福本主义”等理论带回了中国,同时也在上海展开一轮全新的都市书写。在这些依据“福本”、“拉普”等等观念理解世界的青年们看来,上海的都市空间不但完全不可能安放他们的故土乡情,而且只能成为他们文化批判、文化斗争的对象。在他们对都市的叙述中出现了大量慷慨激昂的文字,例如1928年段可情发表在《创造月刊》2卷1期-2卷4期上的连载随笔《火山下的上海》中称上海:“是一个繁华绮丽的都市,同时是一个黑暗污浊的地狱”。在富人看来,是一个“无上宝贵的安乐窝”;而穷人看来,简直是一个“吸人精血的魔鬼窟”。这种简单、鲜明、斩钉截铁式的概括与对比,赋予叙述者强烈的话语立场与话语权力感。都市生活的内涵被刻画成富人的奢侈罪恶,与穷人的困苦无告两种景象的极端冲突。
　　实际上在“革命文学”兴起前后,“视觉对比”几乎成为了表现都市空间内部等级秩序最为通行的手段。在都市中生活的作者们往往不必十分费力,就能将繁华都市的种种物象信手拈来。穷奢极侈的上层生活映照出的是底层的一幕幕悲惨命运,作者对这两极均采取了静态图像式描摹,这些图像剪辑自最容易产生“中上层”与“下层”之“对比度”的上海都市空间场所——舞场、运动场、繁华街道等等。在段可情的四篇随笔中,舞场就出现了两次。第一次他描写工厂主的儿子在舞场里挥霍无度,而工人辛苦一月仅能换来微薄之资;第二次描写公子哥儿进舞场寻欢作乐,他们的车夫在冰天雪地里等候一富人们在温暖的室内跳得热汗淋漓,车夫在冰天雪地中也只能“跳舞”般跺脚取暖——这两幕对照固然颇有戏剧性效果,但同时也可能意味着,处在明确的对比关系中的两种场景,只有彼此映照、相互依存才能生产出意义。不可否认作者撰此文的主旨在于批判上海都市空间的等级秩序,并且引导读者认清底层所蕴涵着的力量。但要完整表现出这一秩序,却需要依靠对“中上层”的描写和“观看”才能开始。
　　他们眼看见人家睡钢丝床,自己躺在硬硬的地板上;眼看人家由钢铁制成的摩托车,很舒服地坐着,自己用两只脚来安步当车。他们资本家有鲜衣美食的供养,华屋大厦的居住,娇妻羡妾的娱乐,而且时时有音乐和歌舞供他们的赏乐。但是工人们怎样,粗衣劣食,卑屋陋室,面有菜色的妻子,天天看见的只有一块灰色的天,和他们凄惨的生活,听见的只是机器转动的声音,汽笛呜呜的鸣响,和工头怒骂的狂喊……
　　在这样的叙述模式中,“中上层”场景在很大程度上笼罩住了“下层”场景,让人产生这样的疑问,离开了必须由“上层生活”图像参与才能制造出的视觉对比效果,“下层”在都市中的主体位置是否还有可能得到有效表达呢?与此相关的一个问题是,作者对“中上层生活”的感觉,在多大程度上参与乃至构造了这一批判行为?显然,若要突出这些视觉对比之鲜明度,必然要对属于“中上层生活”的物象和感觉细加铺陈。在“水门汀上的梦”一节里,作者甚至描写了一个人力车夫躺在大马路上做梦,梦见自己获得了各种各样的“鲜衣美食、华屋大厦、娇妻美妾”,直到梦醒过来,他才发现自己仍然一无所有,堕入虚空,乃获得“觉悟”:“一轮如烈火般的红日,已出现于东方来了,催起这些奴隶们,去替有钱的主人翁们,作一架灵动的机器,来供给主人们的需要。但是这机器,有时是要爆发的。”
　　如此突如其来的简单抽象的结论,本身不具备多少说服力,其理据完全建立在之前“天堂”、“地狱”图像并列所制造出的视觉效果之中,似乎具有都市感觉的革命青年们通过排列出都市空间图像的等级位置,就能达到在观念层面上自我立场的定位。如果说这样的自我定位以及随之而来的口号宣传,难免显得突兀和随意,却恰好说明在“读图”式的行为中,随着静态场景的剪接、跳跃和置换,叙述者也得以任意换取角度以及滑动自己的位置。无论是“中上层”的繁华还是“下层”的悲惨,被提取为景观后都处在同一平面上,并加之以“罪恶”或“光明”的标签。对一个初来乍到的年轻人来说,以这种方式在都市中获得激进姿态再容易不过了。
　　于是,都市感觉在某种程度上构成了进步青年们向往“革命立场”的动力,他们试图在这种富与贫、恶与善、生与死的强烈对照中认同劳动阶级,表达社会公正的诉求。他们的激情由种种物象化“风景”所促发,而要显示出自己的激进诉求,最终又要回到塑造对比更鲜明的都市“风景”之上。所以,对他们来说,都市中某些具有象征意味的地点就格外重要了。
　　1928年5月,另一份充满激进美学色彩的杂志《我们》创刊,洪灵菲在创刊号上发表了一首长诗《躺在黄浦滩头》,以第一人称自述的方式,描述“我”躺在黄浦滩头几欲冻饿而死之际,回忆自己短暂而困厄的一生,抒发对继续斗争直至获取胜利的憧憬。与此同时“我”亦不忘指出与自己此时此刻困厄情景相映照的,是最能代表“黄浦滩头”的外滩边上一排“高贵的洋楼”,“在那儿,在那些高贵的洋楼里面/时常从窗隙间现出来一星熊熊的炉火/在那炉火和白雪映成的如血的红光中/分明闪出来一幅悲壮的,战争的图画。”外滩建筑是上海都市空间中富有资本主义殖民地气息的主要意象之一,自然能充分激发出都市主体的空间分裂感觉。我们甚至可以将它看作某种带有普遍性的象征符号,作者个人的“成长史”以及“觉悟史”,正是由这一符号的推动才进发出活力来。在这首诗中,作者躺在黄浦滩头,从拟想自己即将死在这个不公正的世界上,直至想到“全世界被压迫的弟兄们”——“是时候了,这是我们冲锋陷阵的时候了/全世界被压迫的弟兄们哟,这时候我们应该叱咤/我周身发热,即刻就要从雪窖下面跳跃起来了/我们手挽着手前进吧!努力去做这时代的先驱!”这最后的号角显示出“我”不甘被这罪恶的黄浦滩头的白雪所埋葬,最终复活了斗争的激情。 (责任编辑：南欧)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