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纽约城市大学亨特学院研究助理Victor Cheung Yin Chan的文章《试论中国群体性事件》，对1989年后中国发生的群体性事件的特点、原因进行了详细梳理与分析。他指出，1989年后，中国的抗议、罢工等群体性事件急剧增多，但这些群体性事件与1976年、1978年、1989年的示威活动不同。1989年后的示威者不再挑战中央政府的合法性，也不寻求民主化，相反，他们试图获得中央政府的重视，以迫使地方政府纠正他们不满的问题。所以作者认为，这些群体性事件，是由于地方政策导致抱怨而产生的，尤其是中国的快速工业化和城市化中出现的土地纠纷和劳资纠纷是很多不满的来源。作者运用数量分析方法，也就是负二项回归模型，估算出中国的工业化和城市化的某些元素对31个省份发生抗议活动的影响，并得出三点结论：第一，
在省里，城市越大，群体性事件发生率越高；第二，城市土地与农村用地的比率越高，群体性事件发生越多；第三，国有企业相对于外资企业的数目越大，群体性事件发生率越低。
四、结语
从总体上看，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比较全面、深入，其中虽有研究立场等所导致的不足，但在某些方面，他们的研究走在了国内研究的前面。国外研究之所以能取得这种进展，其一在于他们有开展中国社会史研究的悠久传统。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史研究非常早，例如，在近代外国传教士就首先开创了对西南民族宗教和中国农村社会的研究，20世纪20年代国外已有社会学家出版了关于中国社会问题的研究专著。新中国成立后到改革开放前，尽管国外学者很难到中国开展实地调查，但仍然对中国社会进行了一些研究，他们有的研究五六十年代农村社会变迁和家庭生活，有的研究五六十年代中国的不平等和社会分层，在相关研究领域都出版了一些研究成果。例如1959年美国学者杨庆垄的《共产主义过渡初期的一个中国农村》一书，以广州鹭江村的调查为案例，描述了集体化之后，在新的治理形态下，村庄、居民、国家之间的权利义务关系及其变化。戴卫·柯鲁克夫妇1966年出版的《阳邑公社的头几年》，讲述了1958～1960年十里店地区的公社化运动。1975年怀默霆在《中国季刊》发表《中国的不平等和分层》一文，分析土改、农业集体化、社会主义改造对中国社会分层和经济收入不平等的影响等。可以说，对中国社会史悠久的研究历史，从研究方法、研究理论、研究资料等各方面为国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奠定了深厚的研究基础。其二，90年代以来海外华人学者崛起，将国外的中国当代社会史研究不断推向深入。目前很多华人成为当代中国社会史研究领域的中坚甚至领军人物，例如研究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主要机构之一——新加坡国力大学东亚研究所，目前汇集了郑永年、赵力涛等知名学者以及一批青年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问题开展全面的研究。美国杜克大学的“中华人口与社会经济研究中心”包括主要负责人曾毅等在内有6名华人学者。这些华人学者以对中国社会的深入了解和田野调查、资料占有方面的优势，结合国外社会史研究的理论、方法和研究框架，深化了国外对中国当代社会史的研究。
从研究方法看，国外研究中国当代社会史的方法有值得借鉴之处。国外社会史研究方法最基本的当属田野调查。这也是国内学者最为熟悉并在研究中普遍应用的方法，在此不多作评论，值得一提的是数量分析方法。
国内史学研究中较多运用的是定性分析，也就是通过逻辑分析、相互比较和基本推理来认识事物固有的本质特征；而定量分析是通过对数据的研究来表征事物的特征。国外通常认为，在某种程度上讲，认识事物的本质特征，定量分析比定性分析更具有客观性和易操作性。因此，为了进行更科学的定量分析，作为定量分析的方法体系，数量分析方法近年来越来越受到国外学者的重视。这种数量分析，不仅指文章引用大量数据予以分析，而且还有一些学者运用数学模型来研究中国问题。有的西方学者甚至认为，使用数学模型可以解释任何问题。在对中国当代社会问题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普遍重视数量分析，其文章中多有大量统计数据和表格。如2008年法国学者西尔维·德姆希尔、马克·格甘特用数学解析模型分析了农民工的收入，写出了《农民工是中国城市的二等工人吗?》一文。意大利学者唐娜提拉·萨科则用泰尔指数分解的参数，研究了1975～2004年间中国教育的不平等与教育的贫困。
近年来，虽然数量分析方法为国内学界所熟知，但是在史学研究领域中应用甚少，这与学者的现有知识结构有关。希望这一方法能够引起学者们的足够重视，在研究中进行定性分析的同时，尽可能地运用数据加强定量分析，从而进一步提高相关研究的科学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