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数国外学者认为，1978年以来，中共注重经济发展，但在很长时间内没有对社会建设问题予以应有的重视。如越南社会科学院中国研究所黄世英博士认为，1978年开启了改革开放的历史新时期，发展压倒一切和建设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思维，已使一部分人和一部分地区

先富起来，但同时也忽视甚至牺牲了社会建设，导致中国地区发展不平衡，城乡贫富差距不断扩大，就业、教育、卫生、社会保障等问题十分突出；直到近年来，以胡锦涛为核心的中共中央才开始从倾斜发展思维向协调发展和可持续发展思维调整，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布局中加上了社会因素。俄罗斯格尔布拉斯教授在2009年撰文指出：“多年以来，中国政府没有对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予以应有的重视。商业化触及了包括医疗和教育在内的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为了能够看得起病、让孩子上得起学、有钱养老以及干很多其他的事情，居民们不得不将相当部分的收入存入银行……近些年来中国通过的大量法律、法令具有比较重要的意义，因为它们有利于改革劳动关系、建立社会保障和社会保险体制、增加发展城镇化的投资、建设‘新农村’以及医疗卫生和教育等方面的现代化。”英国谢菲尔德大学中国政治经济学教授克里斯·布拉莫尔在文章《走出黑暗——中国转型之路》中也认为，自1978年以来中国经济确实一直在快速增长，但中国也错失了一个历史性的机遇，即没有继续发展毛泽东时代建立起来的医疗和教育方面的福利制度，而是转向盎格鲁一撒克逊模式，过于一味地追求增长，这造成了很多问题。而2008～2009年的全球性经济危机使这一模式遭到了质疑，这同时给中国提供了一个建设小康社会主义的机会，而中国目前的领导人也认识到了另一种现代性的可能性。
　　
　　(二)对社会政策的具体研究
　　近几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社会政策的研究，多集中于改革开放时期。有著述从宏观上对30多年中国的社会政策作出梳理，如2009年，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力涛、研究助理林田生主编的《中国新的社会政策：倡导建立和谐社会》一书，分为10个专题，依次考察了医疗、高等教育、住房、环保等方面的改革，并评价了在市场经济发展的形势下这些社会政策产生的影响。2008年，英国诺丁汉特伦特大学社会政策教授陈泽群等所著《中国社会政策：发展与福祉》一书，详细考察了就业、社会保障、卫生、教育和住房政策等5大社会领域，深入分析了过去30多年中国社会政策的发展和福利变化对人民生活质量的影响，对国外了解中国的社会政策大有裨益。还有一些学者对社会政策的各个方面分别开展了较深入的专题研究，具体如下：
　　1、关于社会保障政策
　　传统的中国社会保障制度的特点是以城镇职工为主、以单位提供保障为主，实行广就业、低工资，辅之以一定程度的社会保障(包括养老、医疗、住房等)的模式。随着计划经济体制向市场经济体制的转变，我国的养老保障体制、医疗体制、住房制度等均逐渐进行了改革。国外学者对这些改革及对中国社会的影响等都予以了关注。
　　2009年，新加坡学者赵力涛、盛思鑫等对中国的养老保障体制进行专门研究。他们的文章《中国的养老保障》梳理了1953年之后老年人在整个中国人口中所占比重的变化，认为自2000年中国就进入老龄化社会。改革开放后随着社会经济的变化、计划生育政策的实行和大量农民向城市的迁移，家庭在中国养老保障中的作用大为削弱。在这种形势下，中国政府开始在扩大养老、医疗保健等领域发挥更大的作用。在比较了城市与农村的养老保障体制后，文章认为二者之间存在着差距。
　　2002年10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进一步加强农村卫生工作的决定》明确指出：要“逐步建立以大病统筹为主的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到2010年，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要基本覆盖农村居民”。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吸引了诸多国外学者予以研究。例如维也纳大学“新疆牧区医院能力建设”项目的一个研究团队，自2006年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哈萨克族自治县进行了深入的实地考察，研究了当地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的有关计划，写出了《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制度“新”在哪?——对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一个哈萨克族县的评估》一文，评价了该制度的主要特征。英国曼彻斯特大学中国研究中心的研究员安娜·劳拉一威恩赖特2004～2005年在四川东北部阆中市一个村子居住了15个月，作有关农村卫生和医疗保险的实地调查。以此为基础，她写了《中国农村地区的医疗保险》一文，介绍了农村地区医疗保险计划实施的情况，农民对新型医疗保险的看法和顾虑，新型合作医疗计划在实施中遇到的困难以及解决这些困难所需采取的措施，指出中国农村地区要实现更好更公平的医疗保险还有很长很曲折的路要走。
　　在住房制度改革和住房政策方面，国外学者比较重视住房商品化、市场化、私有化所产生的社会影响。2009年，荷兰代尔夫特理工大学惠小西(音)向城市国际论坛第四届国际会议提交的论文《中国的住房改革及其引发的新城市问题》，考察了中国自20世纪80年代启动的社会主义住房制度改革历程，分析了住房改革的影响，认为激进的住房制度改革破坏了城市住房存量的平衡，并没有解决反而造成了更多的城市问题，包括社会两极分化、经济和生态可持续发展的威胁。他指出，虽然近几年来中国政府重新评估社会住房的发展，并开始干预房地产市场。然而，面对政府干预经验不足、既得利益集团的阻力和公民参与不足的挑战，用正确方法来重新平衡中国城市住房存量仍然是一个问题。同年，哈佛商学院的拉克希米·艾耶、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孟鑫、美国布朗大学的南希·钱合写的文章《分拆产权：中国的城市住房私有化和劳动力流动》，认为城市住房私有化主要对中国劳动力的流动产生重大影响——住房改革改变了只有从国有部门才能得到住房的局面，从而减少了劳动力对国有部门的依赖性，作者认为住房改革可解释为何在1986-2005年期间，城镇私营部门的劳动力供给增加了1／4。文章的结论是：住房私有化的主要影响在于降低了劳动力到私营部门工作的机会成本。有的学者则分析了住房私有化对婚姻家庭尤其是离婚的影响。2010年9月，耶鲁大学德博拉·戴维斯发表《谁得到房子?——在后社会主义中国城市重新谈判产权》一文，指出中国城市住房私有化已经改变了1980年以前盛行的那些导致家庭离婚的基本参数。在毛泽东时代离婚是罕见的，其中一个重要原因就是用人单位对城市住宅的控制。30年后，在城市房地产私有化的同时，离婚革命也开始了。1978年，每20桩婚姻中有1桩离婚；到2008年每5桩婚姻中有1桩离婚。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