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关于社会福利政策
　　中国的社会福利改革与政策一直是国外学者比较关注的领域。2009年，美国田纳西大学政治学系李博、钟扬的文章《改革时代中国转型如何影响了人民的福利金》，利用1988年和1995年中国家庭收入项目(CHIP)数据考察了在经济由计划经济转型为市场经济的背景下中国福利计划的变化，认为在转型时期，中国政府大幅度减少了公民福利覆盖面，城镇居民的福利收入主要由他们的就业类型确定。也就是说，工作单位的所有制性质起到了决定社会福利的重要作用，而经济部门基本上没有任何重大影响。文章结论，以工业化和资源为基础的福利制度在中国的改革时代还没有实现。
　　美国罗林斯学院经济学系的托尼亚·瓦内克，2009年写了《性别与中国的社会福利状

况》一文，从性别的角度考察了中国自1949年以来社会福利状况的演变，尤其是福利机制的演变和对性别区分的影响。文章认为，在计划经济时代中国的福利政策就没有惠及所有社会群体，无论是文化还是体制都对妇女存在偏见；转变为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这些偏见仍然存在；经济改革和福利改革的交互作用影响了妇女对社会福利的获得，中国在其发展和福利政策方面存在重男轻女的倾向。
　　3、关于社会调控与社会管理政策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发生了一系列巨大变化，与此同时，政府管理社会的方式和目标也发生了巨大改变。2009年，悉尼科技大学中国社会文化研究学者伊莱恩·杰弗里斯主编的《中国的治理：治理的变化与变化的政府》一书，专门考察了这一主题。该书收入相关领域专家的8篇文章，梳理了城市创建社区的新战略、城市建设中的环保、当代中国对性健康的治理等诸多方面的内容，探讨了社会变迁与社会管理变化的相互作用。
　　2010年9月，澳大利亚国立大学的格雷姆·史密斯在《中国季刊》发表《空心状态：中国的乡村治理》一文，在安徽省的16个乡镇的田野调查、采访95名乡镇干部的基础上，对中国农村治理情况进行了研究。文章指出，在过去的10年中，农村乡镇政府一直在进行密集地精简和调整。文章考察了正在进行的改革和进程如何造成乡镇政府成为“空壳”，并探讨了“空心化”对乡镇政府领导、工作人员和农村居民的影响。文章认为，虽然地方政府改革的目的是为了将乡镇政府改造为以“服务为本”的机构，但当前乡村治理的逻辑造成乡镇政府受到上面和下面的双重挤压，村庄合并、取消农业税费也削弱了干部的服务能力。对农村居民而言，尽管在农村卫生和教育投资方面获得了很大改善，但他们面临的仍然是将其视为问题需要处理而不是视为公民为之提供服务的政府。
　　还有学者分析了农村民主与农村抗议间的关系，认为实行村民选举制度后，中国的抗议事件激增，其原因在于乡镇插手村民选举、选举失败和其他问题相结合，促成了农村的广泛抗议。
　　
　　三、当代中国的社会生活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随着社会经济的发展，民众的社会生活发生了根本的变化。相比而言，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生活的研究较早，研究成果也比较成熟。。近两年来，国外学者对中国当代社会生活的研究呈现进一步细化的特点。
　　
　　(一)关于婚姻与家庭生活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社会的市场转型导致农村婚姻与家庭生活出现的变化是国外学者关注的一个问题。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社会学系副教授张卫国重点研究了市场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对农村婚姻家庭的影响。2008年，张卫国发表《国家、性别与当代中国华北农村的入赘婚姻》一文，考察了改革开放后，在计划生育政策和市场改革的影响下入赘婚姻的演变。作者指出，虽然计划生育政策导致独生女家庭越来越多，但入赘婚姻并没有增加；在当代中国，独生女家庭扩展了婚姻家庭形式(如出现了既不在男方也不在女方家居住的婚姻模式)，使入赘婚姻只是成为其中的一种选择；而且入赘婚姻出现了改良形式，如在男方家举行婚礼，在女方家居住。作者结论，这种家庭制度明显的灵活性，使婚姻形式呈现多样化、复杂化，并随着时间的推移不断发生变化。2009年，张卫国又发表《嫁出去的女儿泼出去的水?——改革后华北农村已婚妇女与娘家的联系和纽带日益加强》一文，考察了市场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在华北农村如何重塑了性别、家庭和亲属关系。此外，美国科尔比学院的张虹根据在湖南一个农村所作的田野调查来讨论计划生育政策推行后，农村出现的第一代“女儿户”家庭中的女孩的生活经历，探讨新的家庭人口组成、新的就业机会和新的婚姻模式如何重构代际关系，进而挑战传统家庭制度和父权观念。
　　在对城市生活的研究中，国外学者比较注重中国家庭角色的变迁。如圣克劳德州立大学左际平的论文基于2006年以来对130位已婚妇女的深入访谈，分析了市场化过程中传统男主外、女主内家庭角色的强化现象背后复杂的原因。
　　还有学者对一些特定群体的家庭生活进行了研究。如2008年范芝芬的著作《中国在变化：移民、国家与家庭》，对改革开放后农民工的婚姻和家庭模式进行了详尽的研究。美国迪金森学院政治系主任内尔·J·戴尔蒙在2009年出版的新著《四面楚歌的荣耀：中国的退伍军人、军人家庭和爱国主义政治(1949～2007)》中，专门考察了抗美援朝、越南战争后退伍军人(包括残疾军人)的生活，分析了雇主、官员、家庭及同胞是如何对待他们的，以及他们为工作、医疗、住房和尊重而作出的努力奋斗。
　　此外，还有学者从多角度研究了当代中国知识分子的生活图景，新中国成立以来中国城市的变迁等，使国外对当代中国社会生活的研究呈现了比较丰富的内容。
　　
　　(二)关于群体性事件
　　近年来，随着我国经济的迅速发展，政治、经济体制改革的进一步深化，不同社会阶层的利益结构出现了较大的变化，引发了大量的社会经济矛盾，从而导致了社会群体性突发事件的不断发生，对中国的社会调控与管理提出了严峻挑战。国外学者对此非常重视，并作出了较深入的解读。2010年，美国犹他大学政治系副教授童燕齐联合博士生雷少华在《东亚政策》、《中国研究国际杂志》先后发表《中国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中国大规模群体性事件与政府的反应》两篇文章，对2003～2009年中国发生的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和政府的应对作了详细考察。作者认为，大多数大规模群体性事件都是由于社会经济的快速转型与地方治理质量差而产生的不满引起的，随着经济困扰的解决，大规模群体性事件减少了；但是社会混乱和由小事件酝酿成的骚乱越来越多。作者认为，这些骚乱的参与者通常与这些事件没有直接利益关系，只是借此机会发泄对当局的愤怒。针对以往国外社会多认为中国政府用武力镇压社会抗议的看法，作者提出了不同的评价。作者指出，中国政府对大规模群体事件采取了容忍的态度，极少使用武力；而且政府用经济补偿的方式解决了30％的事件。作者认为，中国的政治体制能够根据自己的经验，吸取教训，作出体制调整，中国政府能够纠正自己的错误，引发社会抗议的失败政策往往被撤销或予以变更。作者结论，这种社会抗议机制保证而不是破坏了中国社会的稳定。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