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外学者还分析了城乡二元社会形成的根源，不少学者将之归因于户籍制度。如怀默霆就明确指出：“在我个人看来，城乡二元的户籍制度是产生城乡差距的根源，导致农村人口和城市人口一生中的权利和机会都存在巨大差异”。持这种观点的还有美籍华人学者、华盛顿大学地理系教授陈金永，他多年从事中国城市化、民工、户籍制度问题研究，近年来发表《中国正在废除户口制度吗?》、《中国户口制度50年》等文章，从社会政治视角分析了户口制度的起源、50年的发展历程以及对国家工业化、城市化及社会地域分层的影响，认为在过去的30年里，中国取得了巨大的经济社会进步；但作为农村人口与城市人口之间一条主要的鸿沟，户口制度至今仍然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在2l世纪，中国不能继续依赖二元经济和二元社会，建设一元社会是一个漫长而艰巨的过程，户口制度已成为中国发展为现代化一流国家的障碍，必须加以改革。
　　也有学者对中国目前的户籍政策给予了积极评价。如日本福岛大学教育学部境野健儿教授认为，中国现行的户籍管理政策可以控制农村人口大量流入城市，对于保证一定的农村人口数量和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积极的促进作用。同时，还可以利用户口管理有效控制农村人口盲目、无序地涌入城市，使教育经费、福利设施等社会资源分配更准确合理，减少人口盲目流动引发的大量社会问题。日本的人口流动完全不受户口限制，所以几十年来，造成了日本农村人口的锐减，农田因无人耕种而荒芜，环境恶化日益加剧，农业的可持续发展出现危机，目前日本农业已经由“妇孺产业”进一步退化为以祖父母为主要劳动力的“老叟产业”。如果中国现行的户口政策可以控制农民工在城里滞留的时间不超过一定年限，农民就不会丢下土地，盲目携带子女进城就学的现象也会相应减少，所以中国的户口政策应该得到更加有效地运用。
　　
　　(三)关于当代社会阶级与阶层构成
　　国外学者对当代中国社会阶级与阶层的研究，多集中于改革开放后中国社会阶层构成的变化。改革开放后，我国以“两个阶级一个阶层”(工人阶级、农民阶级和知识分子阶层)为框架的“刚性结构”正在逐步消解，并由此分化出分层次、多梯级的社会阶层结构。国外学者尤其关注中国社会出现的新阶层。例如农民工就吸引了很多学者来研究。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社会学系副主任范芝芬是研究农民工问题的知名专家，她全面分析了农民工对社会的影响，认为一方面，农民工成为城市经济的一支主要劳动力，对城市发展作出很大贡献；另一方面，农民工加大城市基础设施如交通、住房的负担，一些人从事犯罪活动、违反计划生育政策，造成城市管理混乱等。对于总体上农民工对城市的积极作用大于消极影响的看法，她表示认同。她认为农民工的收入提高了农村家庭收入，缓解了农村贫困，一定程度上也缓解了城乡差距。
　　20世纪90年代中期，一些地方政府认识到农民工对当地经济发展的作用，出台政策，从信贷、土地、税收等方面给予农民工优惠，以吸引农民工返乡创业。返乡农民工的作用究竟如何，国外学者也进行了考察研究。新加坡国立大学东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赵力涛的文章《中国的返乡农民工：社会不稳定的来源还是促进农村转型的力量?》，全面考察了返乡农民工的作用。他认为，返乡农民工对农村有两大贡献：第一，他们返乡成为生意人和企业家，丰富了农村生活，扩大了非农就业；第二，返乡农民工多在城镇而不是村庄定居，他们建造房屋、成立企业，在农村城镇化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而农村城镇化是缩小城乡差距的重要渠道。
　　中国的新富阶层也是改革开放后出现的一个新阶层。国外不少学者将这个阶层视为全球化的产物，视他们为中国社会的中产阶级，是社会主流价值的承载者，由此他们认为中国的彻底转型是很有希望的。但澳大利亚著名中国问题专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悉尼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戴维·古德曼教授在《中国的新富：未来统治者，目前的生活》一书中认为这种观点值得商榷。根据从20世纪90年代初开始的大量调研，戴维·古德曼分析了中国新富阶层的产生、构成和特点，指出无论从其产生的途径、政治性以及在社会所占比重来说，他们都不是真正意义的中产阶级，他们的中产阶级特征只是表现在其生活方式上。戴维·古德曼指出：中国新富大多是各类企业家，他们是中国80年代以来经济发展的主要受益者和推动者。他们有三个清晰的特点：第一，他们是一个复杂的而不是一个简单的社会类别，不仅包括私营企业主，还包括国家、集体、私营和外资企业的管理人士等；第二，他们中的很多人不仅仅是富裕，而是非常富有，甚至超级富有；第三，他们与党政在结构上和联络上存在非常密切的关系。从他们的社会地位、经济财富和政治权力的关系，戴维·古德曼得出结论，中国的财富新贵可能不是新的中产阶级。
　　失业阶层也是国外学者比较关心的内容。有学者对新世纪以来青年的失业情况进行了深入研究，指出中国青年一代存在奇特的现象，一方面是大学生不能充分就业(主要是20世纪90年代中期以后中国高等教育的扩张所引起的)，另一方面却是劳动力短缺(因为第二代农民工要求更高的工资、更好的工作条件)，第二代农民工也是潜在的失业者。这种失业是体制性失业。还有学者对下岗工人进行了专门研究。如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社会学系教授托马斯·B·金、得克萨斯大学奥斯汀分校政治学副教授威廉·J·赫斯特等人合著的《工人国家的下岗工人：有中国特色的失业》一书，研究了90年代国企改革造成3000万工人下岗的来龙去脉，分析了下岗对工人及其家庭的影响以及他们对这种生活中前所未有的混乱的各种反应。
　　
　　二、当代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
　　
　　新中国成立以来，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的社会建设与社会政策，一直是国外学者的研究重点之一。2008年以来，国外学者既从总体上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作出评价，也从各个方面对党和政府为促进社会公平正义、调处社会矛盾、协调利益关系而采取的社会政策进行了具体而深入的研究。
　　
　　(一)关于当代中国社会建设的总体评价
　　虽然社会建设的概念是2004年中共十六届四中全会提出的，但中国的社会建设是一直在进行着的。新中国成立以后，在规划社会主义建设总体布局时，常以经济建设、政治建设、文化建设为架构；1982年在制定第六个五年计划时，增加了社会发展的内容，从此以后的五年计划，都冠名为“国民经济与社会发展计划”，这时的社会发展亦即社会建设。但国外学者在对当代中国社会建设进行研究时，往往都没有认识到这一点，所以没有能对中国社会建设给以客观的总体评价。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