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差异和交锋中建立共约，在共约中又保持对差异的敏感和容忍，是人们走出思维困境时不可或缺的协力互助。这种共约当然意味着，所涉语义只是暂时的、局部的、有条件的，并不像传统独断论那样许诺终极和绝对。因此它支持对一切‘预设’的反诘和查究，但明白在必要的时候必须约定某些‘预设’而存之不问；它赞同对‘本质’和‘普遍’的扬弃，但明白需要约定一些临时的‘本质’和‘普遍’，以利局部的知识建制化从而使思维可以轻装上阵运行便捷；它当然也赞同对‘客观真实’的怀疑，但并不愿意天真浪漫地时时取消这一认识彼岸——因为一旦没有这一彼岸，一旦没有这一彼岸的导向和感召，认识就失去了公共价值标尺，不再有任何意义。这一共约的态度是自疑的，却在自疑之中有前行的果决。这种共约的态度是果决的，但果决之余不会有冒充终极和绝对的自以为是和牛皮哄哄。可以看出，这里的共约不仅仅是一种语用策略，本身也是一个哲学命题。它体现着这样一种知识态度，既不把独断论的‘有’也不把虚无论的‘无’制作成神话。与此相反，它愿意方便多门，博采众家，在各种符号系统那里寻找超符号的真理体认，其实际操作和具体形迹，是既重视破坏也重视建设，在随时可以投下怀疑和批判的射区里，一次次及时建立知识圣殿”[27]。这段长文是韩少功思想方法论的具体说明。包括乡土世界在内，民族国家、躯体、知识分子与大众、佛学、理想等诸多知识主题的价值评估都将进入“临时公约数”的机制之中。乡土世界与都市世界的对峙，也将演变成乡土价值之于现代文化病症的有效性元素的筛选。随着具体前提的变更，价值判断也将随之变化，此岸世界价值重建的终极允诺被取消了。“作为一个用语言来写作的作家，我对自己所言时时保持着一种批评性的距离，不许诺任何可靠的终极结论，不设置任何停泊思维的港湾”[28]。与此相伴随的是真理或信仰的“过程化”：“我们重建真理和理想，不是要重返一些独断的结论。一些临时的决定论，或者局部的决定论，也许是必不可少……目的并不体现价值，过程才体现价值。追求真理的意义不在于你求到了什么，而在于追求的心智过程……我已经不大在乎任何结论的可靠性。我对过程的价值呈现给予更多的关注，甚至是有绝对信仰。也许，这是一种不成信仰的信仰。”[29]价值重建的过程意义高于终点意义，在这个层面上，乡土重新成为价值重建的可能性支点。
　　《山南水北》洋溢着享受乡土生活的情绪，韩少功从都市返回乡村的举动本身就是价值倾向的演示。这部书详细地展示了日常生活过程的价值化与审美化——开荒的回忆、侍弄草木的经验、自种农产品的自豪、晴晨听鸟的喜悦、对农痴者的暗赏，甚至包括“治虫要点”的清单式罗列——以及智能与劳作结合中的身心愉悦：“从这一天起，我要劳动在从地图上看不见的这一个山谷里，要直接生产土豆、玉米、向日葵、冬瓜、南瓜、萝卜、白菜……我们要恢复手足的强壮和灵巧，恢复手心中的茧皮和面颊上的盐粉，恢复自己大口喘气浑身酸痛以及在阳光下目光迷离的能力。我们要亲手创造出植物、动物以及微生物，在生命之链最原初的地方接管我们的生活，收回自己这一辈子该出力时就出力的权利。这绝不意味着我蔑视智能，恰恰相反——这正是我充分运用智能后的开心一刻。”[30]当然，韩少功并未忘记他笔下乡土作为价值参照点的功用。他宣称：《山南水北》“与其说出世，不如说入世。与其说退避，不如说进发。”[31]经历过“经验中的真实”“语言中的权力”以及“悖论中的肯定”之后，韩少功还是选定乡土世界作为当下文化重建的暂定的支点。《山南水北》中的韩少功暂时放弃了乡土的多面性，将其作为价值重建的“临时公约数”而沉醉在劳动的实践美学之中。某种强烈的情绪瞬间淹没了惯常的理性堤坝：“阳光明媚的春天里，在临近湖水和山崖的一个什么地方，有一列整洁的小土房……一排没有人影的小土房，一片如真似幻的静谧和清洁，而且莫名其妙地为之感动——一颗眼泪不知不觉滚落枕边。我猜想，那就是你们给我指定的天堂。”[32]
　　
　　注释：
　　[1]南帆主编：《二十世纪中国文学批评99个词》第333页，[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2003年版。
　　[2][美]斯蒂芬·贝斯特、道格拉斯·科尔纳：《后现代转向》第125页，陈刚等译，[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年版。
　　[3]韩少功：《山歌天上来》，载《报告政府》第130页，[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8年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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