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桥词典》在乡土与语言之间建立了意义丰富的联系，《暗示》延续了对语言的玩味。“《马桥词典》的关注点是生活怎样产生了词语，词语反过来怎样制约生活，制约我们对生活的理解与介入。绕开语言我们仍然可以得到意义，信息的传播不一定要依靠语言。这是成了我写《暗示》的聚焦点。我必须重新回到生活中来，看一看我们的回忆、感受、想象、情感、思想是怎么回事，看一看具象是如何隐藏在语言里，正如语言是如何隐藏在具象里。《暗示》考虑的则是人、语言、具象这样一种三边关系，在文体上，这本书同样是打破小说与散文的界限，甚至走得更远”[15]。《暗示》的“前言”明确表示，这部书是“用语言来挑战语言，用语言来揭破语言所掩蔽的更多生活真相”的战争，乡土仅是其中的一个分战场。《马桥词典》中词义潜在的自我否定与游离，在《暗示》中被宏大的主题替代。《暗示》最终的目的是探讨“语言与具象怎样相互生成和相互控制，并且从这一角度来理解现代知识的危机”[16]。韩少功写于1998年年末的一篇文章恰似对“用语言来挑战语言”行为的意图阐释：“价值像是一种流体，随着现实人生的推动，在语言工具中忽多忽少，忽聚忽散，忽驻忽行，忽来忽去，呈现出极为复杂的纷纭万状。更确切地说，语言价值取决于与之相关的各种条件，取决于语言与这些条件的结构性关联。因此，在现实及其语言表现的不断流变之中，我们永远只能靠语言去捕捉价值，又无法把价值永远存入既有的语言之网……人类在寻找价值的语言长途中，永远是成功的徒劳者。而这正是人类的幸运：语言总是处于垦荒和探险的状态。”[17]在此意义上，无论是《马桥词典》还是《暗示》，都没有偏离韩少功乡土写作的价值探寻方向——《山南水北》的出现表明，韩少功难以割舍并最终回到了他的乡土世界之中。
　　
　　（三）
　　
　　不难发现，《马桥词典》和《暗示》中的语言探索剥离出许多隐蔽的权力关系，这既是价值批判的先行步骤，也是知识者文化快感的重要来源。有学者敏锐地注意到：“韩少功那里似乎隐藏了一双灼灼的眼睛，这双眼睛时时企图窥破这个世界。这双眼睛看来，许许多多的物象仿佛都衔含着什么秘密，封存着什么含义，有待于揭示。”[18]绕到语言或表象的背面已成为韩少功文学叙事的精神常态，但“韩少功的深度追索常常流露出一种不可掩抑的惊惧。他的许多比喻来自一种令人不安的想象力。阴险、可疑、警觉、含糊、惊恐、慌慌——这些不怀好意的形容词异常频繁地出现在韩少功的小说中”。不安的情绪散布在《女女女》《诱惑》等诸多文本的字里行间[19]。显然，表象之后的未知令人恐惧。绕道表象背后不能保证抵达价值的安宁之所。是否还有更潜沉的意图？未知之处是否有更大的陷阱？不断的价值探求是否只是在自己不知情的情况下徒劳地因循前人之路？价值探求是否会陷入空转？优质的价值资源即便可寻又是否能避开新的文化权力绞杀？这样的追问给韩少功的知识者立场带来了巨大的压力。“她总觉得自己被什么人窥视着，其实这种无形的眼光，来自刚才周围所有的人，来自这所有的门缝里，树丛中，窗帘后，墙角的那一侧。他们显然都有秘密，显然都要干什么。她竟然现在才知道！他们可能都是串通一伙的，只是装着互相不认识。这一切她竟然现在才知道！”[20]《谋杀》里的这段心理活动，恰似韩少功价值探寻之途的寓言。
　　略带强迫症色彩的追问必然导致价值判断的犹疑，这是知识分子式价值探寻的归途。乡土世界是韩少功质疑现代理性话语与消费文化逻辑的重要价值支点，但在长时间对乡土的关注和剖析中（韩少功自述，“我虽然不是出生在农村，但我喜欢农村，喜欢田野、土地和天空，每当提到农村我就觉得亲切和高兴。我在农村当了多年‘知青’，这使我养成了对农村和农民问题的关注，后来大约有三分之二的作品与乡村有关”）[21]，乡土价值资源的两面性不断出现。“韩少功清楚地看到，真正的底层大众并没有一个伟岸壮烈的形象。他的多数小说之中，底层大众多半是质朴、宽厚与猥亵、呆滞、可笑而又固执的混杂；某些时候，韩少功也曾经亲历底层大众的出卖和陷害”[22]。“哑巴德琪”（《风吹唢呐声》）般善良而单纯的人物形象仅是昙花一现。《爸爸爸》《末日》《北门口预言》乃至《山南水北》中的《气死屈原》，都承认乡土世界对于现代性或启蒙观念的免疫。《北门口预言》里知识分子县长王文彬力推新制以解乡土陋俗，却终死于乡民之手。外号从“王圣人”变为“王癫子”的县长留下的遗书大值玩味：“既为民生，当为民死。行恶民仇，名善民嫉。仇兮梦兮，不亦梦兮。”[23]续接上鲁迅启蒙者形象谱系的王文彬，多少意味着某种价值观能否进入乡土世界，与其自身的正当与否并无瓜葛。对于韩少功当代文化的价值重建而言，“乡土”并非一剂简单的良药。
　　价值重建的难度使得韩少功的叙述出现了“质疑远多于肯定”的局面。没有张炜和张承志的决绝，这并不表示韩少功的抵抗缺乏力度。在韩少功更擅长的思想向度上，“他以特有的文学话语表述了90年代历史给予的种种触动，并且就社会体制问题、意识形态以及各种价值观念进行了论辩性的交锋。这是一个遴选、权衡、辩难、阐发、取舍的复杂过程”[24]。在韩少功看来，写作就是对世俗的反动：“选择文学实际上就是选择一种精神方向，选择一种生存方式和态度——这与一个人能否成为作家，能否成为名作家实在没有什么关系。”[25]在当下的语境中进入乡土，就是价值辩难与平衡的过程。“在全球化和现代化的语境下，乡土中的这一切都边缘化了，差不多都成了‘落后’、‘过时’的代名词，在很多人的价值尺度下简直一钱不值和一无是处。因此，你要进入八溪峒的世界，你就必须承担一种反抗，即对一个拜金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的反抗……把乡村乌托邦化也许能降低写作难度，但只能带来虚假的美，贬值的美。与此相反，真正有美必须以诚实为前提”[26]。既要引入乡土元素以抵御日趋蛮横和僵化的现代理性话语，又要防止乡土中固有的人性阴暗面在现代都市中被再度唤醒，韩少功试图通过某种知识性的讨论机制以达成“有限的肯定”，这就是“临时公约数”的出台。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