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陈舒劼，文学博士，福建省社会科学院文学所副研究员，主要从事中国
　　 当代文学与文化、文学理论、文化产业研究。
　　
　　“乡土”是审美现代性反抗启蒙理性时经常调动的文化资源之一。20世纪90年代以来，面对现代化进程产生的种种焦虑情绪和文化病症，不少作家试图通过对乡土世界的文本建构实现某种文化批判或心灵救赎。摆在他们面前的中国乡土历史至少已经生成如下几种文化典型：农耕时代里山明水秀、怡然自得的“桃花源”，帝制时期缺衣少食或天灾人祸中的破屋碎瓦，被拖入世界版图后笼罩在愚昧与奴性氛围中的“未庄”，以及蕴藏着巨大革命力量的镰刀铁锤。许多著名的学术著作如费孝通的《乡土中国》，都将乡土农村视为传统中国的文化底色或是整体象征，而处于工业现代化语境中的作家们所面临就是选取乡土传统中的某些文化成分完成交流、批判或重建。从文学史所命名的“寻根文学”开始，张炜、张承志、莫言、贾平凹、陈忠实、阎连科、铁凝、毕飞宇等作家都在各自的乡土世界中实现与现实语境或直接或间接的对话。《笨花》和《平原》意在呈现乡土历史的日常状态，《秦腔》与《白鹿原》流露出对乡土传统深重的感伤，而“二张”则借乡土表明了对当下精神状况决绝的排斥。从创作生涯的起步到近来的《山南水北》，韩少功的乡土世界既包含了他纷繁复杂的思索，也呈现出斑斓多彩的美学风貌；既是他文化价值重构的支点，又遭遇到他不无悖论性的警惕和质疑。源自乡土而又超越乡土，标明当代价值思索的某种高度与困境，这是韩少功乡土世界不可回避的价值存在。
　　(一 )
　　
　　20世纪80年代市场化起步以来，现代性经验突出地呈现为城市化的后果。文学逐步放弃了“二十七年文学”以农村建设为主要场景的现代化主题表达方式，对城市经验的体味与宣扬晋身叙事的新贵行列。然而城市化的深入不可避免地产生了启蒙现代性与审美现代性的矛盾，此时的乡土逐渐成为对抗物质进步理性的一面美学旗帜——尽管与此同时，许多文学叙事对身处现代化进程中的乡土仍然保持着价值的犹疑与未来命运的担忧。生存经验与感悟的多样性、民族文化的本质与走向等主题纷纷在乡土的旗号下聚集，力图展示出物质建设环境中精神的宽度与深度。“真实”的还原与拷问即是乡土写作乐于表达的主题之一，也是韩少功乡土价值重构逻辑链条的开始。
　　文学如何表达或再现“真实”首先牵扯到哲学的观念史。在哲学的本体论阶段，真实是与世界本源的契合；17世纪哲学发生认识论转向之后，真实问题取决于人们对于认识来源和认识能力的判断；而在20世纪现象学和语言哲学的范畴中，“真实”超越了主客观而成为语言约定的问题[1]。作为对马克思精神与物质之间关系经典描述的补充，德波和鲍德里亚将符号的能动性扩张到了某种极限，从而试图扭转“真实”的发生逻辑：“符号价值的统治意味着能指的自主化，在这里工业世界关系的统一和稳定以及它的符号系统被打破，不再拘泥于客观的真实或先于需要的存在和使用价值，能指通过操纵不同的代码和结合链自由浮动并建立自己的意义。用所指拆解任何稳定的联系，符号结构指向世界上不同的指涉物，能指变成了它自己的指涉物，这样的自主化成了符号统治论的基础，商品形式被‘符号形式’所超越，由此‘形成任何事物与真实都没有联系的局面：这就是它们自己纯粹的幻象’。”[2]这种逻辑在日益扩展的计算机网络世界中得到更大的膨胀，《黑客帝国》暗示，网络终将抹去真实与虚拟之间的界限。在中国现代文学的范围内，“真实”是长盛不衰的现实主义的核心命题之一，与“阶级”“典型”“虚构”“本质”等概念相互勾连，以对现实政治做出某种阐释与回应。直至80年代中期先锋小说以文体实验的方式宣布“真实”死亡，仍可从中折射出“真实”概念的社会政治属性。
　　《月兰》《西望茅草地》等韩少功早期的乡土作品意在复现特定历史时期某些被遮蔽的现实，但韩少功并没有融入主流意识形态新的价值指向。文学史上通称的“寻根写作”中，韩少功的《爸爸爸》等作品中的乡土叙述开始明显地出现神秘因素。有研究将湘西神秘因素的文学叙事上溯到沈从文，或是指出其中隐含的启蒙主题，而这条神秘性的主线也在日后汇入对真实性的询问之中。韩少功总是以严肃的姿态对待神秘因素的出场，揭示生活中大量存有的科学无法解释的客观实在，以及发现精神活动与客观物质世界之间隐秘而强大的直接关联，是韩少功乡土神秘叙事的两大方向。科学阐释能力之外的客观存在，贯穿了从《爸爸爸》直到《山南水北》的文本：《爸爸爸》里的丙崽和鸡头寨；《马桥词典》中引发“枫癣”的枫树、半头人、石臼战石磨、村妇转世和走鬼亲；《山南水北》里的瞬间白日、草木有灵、进山禁语、胃痛预吉凶等等。《山歌天上来》的一段叙述集中了乡土超理性的客观存在及其引起的感官沉醉：“多少年后，有一个记者想写篇民乐奇才的文章，到边山峒去访他，一进山就有各种离奇的景象竞相入目，让人晕眩和踉跄。一只老鼠居然把老猫追得四处乱窜，不知是来自噩梦还是来自现实。悬崖陡壁的当中位置立着一只山羊，前后无路，不知是如何上去的。有时南瓜地里有一个瓜出奇的巨大，整整有桌面大，但其他南瓜该小的小、该死的死，它们各行其是从不引起人们的注意。有时还有一大片燕子不知从何而来，栖在几面粗糙的墙上，使白墙突然变成全黑，如此吓人的景观却被人们视而不见，从不瞥上一眼。记者一路上心惊肉跳，发现山里的很多事物不是憨头憨脑随心所欲，就是胆大包天胡作非为，都是醉翻了一般，只能使人们的脑子跟着生乱。”[3]超理性场景的层出不穷显然是在暗示包括生存经验和审美经验在内的乡土世界之于城市化进程的独立性。《山南水北》记录了一个匪夷所思的场面：有根念念有词地点燃废报纸的举动就让一只桀骜不驯的鸡自动进了鸡埘，而《山南水北》介于小说、随笔和采访速写间的文体无疑加重了这个场面的真实感。此类场面的反复出现，不意味着它们能替代日常生活中的理性思维而成为一种新的普适性，但倘若以理性为基座的现代性逻辑无法解释这些客观实在，那么至少要保持对其生存经验和美学价值的尊重。马桥的农民对现代文明普遍持敌意态度，他们认为“模范”只能由农事效率低下的人充当，“科学”只是住在“神仙府”的懒人的专用，“他们嘻嘻笑笑的下面，隐藏着一种他们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的嫌恶——嫌恶一切新玩意，一切科学的成果，一切来自现代都市的机械怪兽。在他们看来，所谓现代都市不是别的什么，只不过是一大群科学亦即懒惰的人”[4]。马桥世界的命运并不掌握在严密的现代知识体系之中：“凡是远离知识和理智的人（小孩、女人、精神病人等），在很多人心目中虽是可怜的弱者，但在一些命运关头，他们突然又成了最接近真理的人，最可信赖和依靠的人。”[5]韩少功对马桥世界的总结并非运用反讽的修辞手法为启蒙提供证据，马桥的环境造就了非理性的生存经验，城市化的普遍经验在马桥遭遇到乡土经验自足性的有力挑战。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