考虑到韩少功对当前文化精神状态的强烈不满，令人沉醉且保持经验自足性的神秘乡土很容易被理解为现代物质文明与消费文化的价值对立面。“所谓城市，无非是逃避上帝的地方，是没有上帝召见和盘问的地方”[6]。“商品化、市场化、消费主义等等，推动了全球性的逐利狂潮，拜金意识形态君临一切，人类价值观处于严重的混乱与迷茫”[7]。韩少功对史铁生和张承志的赞赏众所周知，他在不同场合多次指出当代文化精神的庸俗化和消费化等弊病，号召文化价值观的重建与去权力化的教化体系的培育。“如果人类长期处于这样一种文化消费中的自我分裂和自我对抗，那么这种所好即所疑、所乐即所耻、所爱即所憎的左右两难，是不是一种文化狂欢之下的精神死机状态？也许需要重新启动，重新确定一个方向。一个重建精神价值的方向。这需要很多人的共同努力，重建一种非权力化和非利益化的文化核心、极差以及组织，即文明教化的正常体系”[8]。《马桥词典》《山南水北》暗示了韩少功的价值倾向，而乡土生活中的超理性经验是其中不可忽略的一块基石。
　　超理性存在之外，韩少功还着重描述主体精神活动与客观物质世界之间隐秘而强大的直接关联。《谋杀》《鼻血》《梦案》《余烬》《暗香》，这批小说集中出现在1987年到1995年之间，共同拥有一个庄生梦蝶似的主题。《暗香》讲述的是作家老魏因病卧床时，有一名叫蒋竹青的朋友十几年中两次前来探望。蒋竹青总是挑老魏家人不在时登门拜访，并且远道而来的他只稍作停留便踏上返程——联想到野史笔记，这样的形迹惹人起疑。老魏始终无法回忆起蒋竹青的背景身世，直至一次偶然的翻箱倒柜才恍然大悟：这位老兄原来是他早年未曾发表的小说中的人物。蒋竹青的来去匆匆、无人见其面容、身上的栀子花香都得到了解释，但老魏的答案只能招来女婿女儿对其患上老年痴呆症的怀疑。老魏去世之后，蒋竹青再次以缺席的形式进入老魏家人的生活，从而证明了自己存在的真实性：老魏女儿焚烧父亲的遗稿后，收到了蒋竹青后人报告其父丧身于意外火灾的电报。《谋杀》中主人公的杀人想象与现实惊人地吻合，《鼻血》里照片的状况预示了现实中人的命运，《梦案》将梦与现实相对应，《余烬》中的李福庄夜行山路，却遇到了十余年后的妇人求其帮忙。这批小说的神秘性醒目地突出了包括潜意识中的意念在内的语言思维的强大能量，尽管它们并不仅仅取景于乡土，但语言思维影响现实与未来的主题却在韩少功日后的小说诸如《马桥词典》成为乡土经验的经典。“言”与“象”的相互生成及其中隐蔽的权力关系，也成为韩少功质疑现代物质文明的另一视角。
　　
　　（二）
　　
　　韩少功对语言在日常意义与经验生产中的考察，可以追溯到1986年发表的《暂行条例》。围绕着语言管理局的成立与执法，及其内部官僚机制运行中的勾心斗角，这篇小说酿造出了浓厚的反讽意味。但小说的原题“火宅”借用宗教色彩暗示了更为深层的寓意：语言犹如火宅，三界民众无不居于其中，难脱烦恼。这也可以理解为语言本体论意义的获得：语言已然成为人存在与拥有世界的根本。语言摆脱“工具”的附属地位后，其意义既可来源于语言的外部世界，也可以来源于语言符号自身，在强调“作者已死”的巴特和“文本之外一无所有”的德里达那里，语言符号的自足性被推向极致。当然，熟知语言魅力的韩少功并不准备在乡土叙事中重新操演一遍“语言转向”，他更愿意在乡土背景中讨论现代化进程启动以来语言对人生存状态的影响与生存价值的意义。
　　《马桥词典》里的《嘴煞》直接展示了语言对现实神秘而强大的直接作用。复查诅咒罗伯之后，罗伯随即被疯狗咬伤致死。包括复查在内的马桥人都将此归因于诅咒的力量，心怀愧疚的复查从此一蹶不振。罗伯事件表明，语言赋予物质现实以逻辑和实用之外的附加意义，这些意义必然参与个体情感世界的建构，同时也可能以隐秘的方式改变了现实世界。用韩少功的话说：“一个戒指不仅仅被看作金属的时候，科学主义就为信仰主义留下了地盘，为一切没有道理的道理留下了地盘。生活的荒诞性和神圣性，就奇异地融合在一起。”[9]荒诞与否的判定，源于生活经验与价值判断的狭隘，以及在此基础上用语言对其他可能性的封闭。“什么是荒诞？什么是正常？往往因人而异，取决于我们头脑中的观念。我们理解中的荒诞，在另外一些人看来可能完全正常……我们常常被洗脑了，被一种生活经验和观念意识洗脑了，就容不下多种多样的‘真实’和‘正常’了，动不动就用‘荒诞’、‘神话’来打发理解之外的事物。人类中心主义、理性主义、科学主义、进步主义是一些有色眼镜，把很多丰富的生活现象过滤到盲区中，值得我们小心对待。很多时候，文学就是要使很多不可理解的东西变得可以理解，使很多无声和失语的东西进入言说。这就是发现的责任”[10]。城市中奉行的现代理性将乡村语言的多重功能单一化为利益的奴仆：或是携带各种数据与表格的说明性文字，或是隐藏着消费陷阱的牟利工具，它拒斥并遮蔽异己的意义，基本丧失了应有的价值承担和情感承载。
　　“嘴煞”点出了《马桥词典》的主角：语言。“我们几乎不可能离开语言去思考与感受这个世界……我把语言当作了我这部长篇小说的主角。在这本仿词典的小说里，每一个词条就是一扇门，一个入口，通向生活与历史，通向隐藏在每一个词语后面的故事。有时候我感觉自己差不多是一个侦探，把一个个词条详加调查，似乎它们一个个是活物，是人物。我很想知道它们的表情和命运：它们是谁？从何处来？又将往何处去？它们是怎样诞生又是怎样死亡？是怎样结婚又是怎样染病？……毫无疑问，在这一过程中，我不会对所谓语言暴力的现象视而不见。这种语言暴力代表着政治、经济或者道德的强权，曾经得到过民族国家或其他政治权威机构的支持，压制乃至消灭着另一些词语，包括建立言说和写作中的各种禁忌”[11]。马桥就是现代理性语言暴力压迫之下的乡土象征。韩少功强调的“语言暴力”，是鲁迅的“未庄”以来乡土叙事中未曾深挖的新式殖民。后殖民批评认为，全球化时代的第一世界与第三世界处于对立的二元结构之中，前者利用文化传媒的优势地位，不断将自身的意识形态与利益需求以文化编码的方式置入传播媒体之中，从而控制第三世界的文化认同与意识形态生产，最终使第三世界丧失自己的声音以及发生的能力。语言殖民与身份焦虑、历史认同等同是后殖民时代第三世界国家面临的巨大威胁。而韩少功所竭力呈现的马桥乡土文化，同样也置身于这种二元对立的框架之中，只不过对面站着的不是文化帝国，而是现代理性话语。詹明信认为，第三世界的文本“总是以民族寓言的形式来投射一种政治：关于个人命运的故事包含着第三世界的大众文化和社会受到冲击的寓言”[12]。马桥正如现代理性话语扩张中被压抑与被遮蔽的一方，隐喻中国乡土经验与语言的流失。“荒诞”与“正常”、“神秘”与“科学”，既是乡土生存经验在现代理性话语舞台上的展示，也是这两者间的对抗与拉锯：“真实”顺畅地汇入了“语言”的河床。“嘴煞”“小哥”“栀子花，茉莉花”，马桥日常生活中的大量词汇偏离了我们所熟悉的语义世界。“栀子花，茉莉花”代表着乡土的圆滑：“进入马桥的人，都得习惯听这一类模棱两可的话：暧昧、模糊、飘滑、游移、是这又是那。这种让人着急的方式，就是马桥人所说的‘栀子花，茉莉花’。”[13]并非舶来品的“栀子花，茉莉花”虽然比“似是而非”远为有趣，但并没有“话份”。马桥词汇“话份”直接点破了语言和权力的伴生关系：“一种不熟悉的语言，就是一种不可控的语言，它差不多也就是一种不可控的权利。不论它表面上的政治标志如何，它都具有实际上的离心力，造成信息通道的阻抗和中断，形成对执政者话份不同程度的削弱和瓦解。”[14]“马桥词典”的存在即说明它与普通话体系的背离，因此，以马桥为代表的乡土生存的经验、语言、权力在现代理性话语世界中的位置与价值，就成为《马桥词典》的意义核心。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