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民主遴选校长的实践中，今后应当特别注意的一个问题是，校长不一定非是某一个学科、专业领域内的专家学者。在相当长时期内，我们在任命校长时，在这方面有一刀切现象，其内在逻辑是：你能在某专业领域取得较大成绩，必能在教育管理中成为行家里手。管理也是一门学问，管理也有自身规律，管理也要具有天赋。汉初三杰张良、韩信、萧何在各自领域都是超一流人才，但刘邦才是管理大师。他能把各种资源有机组合起来，充分发挥其作用，没有管理天赋这是做不到的。曾前后主政北京大学长达17年的蒋梦麟在回忆录中就说过，胡适等一大批教授在各自专业领域都是高手，而他在管理学校上是“会办事”，深得大家信服。他戏称蔡元培、胡适是北京大学的“功臣”，他和傅斯年是北京大学的“功狗”。所以，今后我们民主遴选校长最关键是考察其管理素质、管理才干和管理成效。另外，还有三个问题不容忽视。一是校长的任期不能太短，否则无法制定长期规划并组织实施。二是副校长的配备不宜太多，且最好由校长“组阁点将”。目前高等学校管理机构庞大，领导职数太多，让人感到不是在办学，而是来当官的，民众对此意见很大。领导多不一定效率高，很多时候恰恰相反。三是我国地域宽广，人口众多，各地各校情况千差万别，所以，为稳步推进民主遴选大学校长，试点也十分重要。
　　
　　(三)高等学校的投资体制和经费拨付制度改革
　　当前政府对高校的经费拨付制度，概括起来就是既条块分割又多元化的投资体制，其内容大致可分两块：一是综合定额，俗称人头费，即按招生人数拨款。二是专项经费，类似于项目管理，这部分资金目前所占的比例较小。除了政府拨款以外，高校的收入还包括学费和社会资助、赞助等，这些共同构成了高校的经济收入来源。
　　当前对高等教育投资进行研究的文献不少。徐孝在研究中指出，由于我国高等教育体制受计划经济体制的束缚，基于市场经济机制下的高等教育投资体制多元化的投入与产出机制没有得到充分实施，由此提出6项改革建议。马陆亭在研究中指出，进一步完善高等教育财政拨款制度，可通过以下4个方面实行：一是逐步推进中央财政对普通高等学校的拨款制度。二是加强中央财政“项目支出”专项经费的设计与管理。三是积极推动省级财政按有关生均标准对地方高校拨款。四是成立专门的高等学校拨款机构，该机构为事业性中介机构。同时又指出，高校自身要增强成本意识，广开财路，并进行资本运作。储朝晖、范如永、黄长喜就高等教育经费分担问题进行专题研究，指出当前经济发展水平上家庭承担了过高的教育经费支出，而确立符合中国实际的高等教育发展观，建立现代大学制度，增加政府投入，加强高等教育经费管理是解决当前问题的现实途径。关于高等教育经费的使用效益问题，任保奎、关冠军运用投入产出理论对北京等10个省市的数据进行分析，结果发现投入和产出总体上还处在粗放型的增长阶段。刘俊卿对我国高等教育投资低收益的原因进行了研究分析，指出高等教育的收益率，中低收入国家平均水平为11.4％，世界平均水平为10.7％，而我国仅为5.05％。要改变高等教育低收益的现状，必须对现有高等教育体制进行改革。
　　在此，笔者仅对高校的投资体制、经费拨付制度改革从几个侧面提出如下见解：
　　1.政府投资的制度化
　　由于我国的政府转型还处在缓慢的过程中，就高等教育投资而言，还缺乏细致周密的制度安排，即使有某一历史发展阶段的教育发展纲要，但在实践中往往很难落实。比如1993年制订的教育发展规划纲要中规定的对教育投资占GDP4％的目标始终未能达到。这就让人产生一种感觉，一是无法可依，二是有法也不依。这说明我们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制度还处在较低级的水平，人治的痕迹还很明显，拍脑袋做决策的事时常发生。随着法治社会、服务型政府的逐步建立，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投资应该建立相应的“游戏规则”，并在实践操作层面严格遵守，严禁政府食言现象发生。当然在制定每一历史发展时期的教育发展纲要时，要充分调研，尽量调动社会各方面力量的积极参与，广泛听取各方面意见，使纲要既要有前瞻性，又要符合我国社会现实，并在实践中严格照章办事。
　　2.地区经济差别与地方高校投资
　　我国的高校管理分为中央与地方，相应的投资也由中央政府和地方政府负责。但由于改革开放30年来，我国的地区经济发展差距已相当巨大，再加上高等教育管理是在原计划经济体制的基础上进行的，这就造成地方高校的规模与地区经济实力不相匹配的问题，即所谓的穷省办大教育、富省办小教育的现象存在。在实践中，东部发达地区对地方高校的投资远远高于西部落后地区，虽然中央政府也通过转移支付使差距缩小，但从根本上还无法改变现状。这是高等教育发展中必须面对的一个现实问题。据陕西某省属高校财务部门的统计，该校2002－2008年生均教育经费拨款分别为2725元、2618元、2465元、2340元、2404元、2604元、2717元，而在陕西的教育部直属高校2006年的数据为：陕西师范大学9400元、西安交通大学9300元、西北农林科技大学9200元、长安大学8600元。这种巨大的经费落差，使省属高校很难在这种极不公平合理的环境下形成公平竞争。由此建议：中央政府不能通过高等教育管理体制改革，就将地方高校的投资全部甩给地方政府，还应在尊重历史与兼顾现实的前提下，通过广泛调研和实际测算，对穷省办大教育的地区加大转移支付力度。
　　3.尝试部分公立高校改制
　　过去受“左”的思潮和计划经济体制的长期束缚，使我们对高等教育的认识产生严重扭曲，认为高等教育只能由政府来办。通过改革开放这30年的社会实践，人们的认识逐渐发生变化，民办高等教育的产生和发展就是明证。环顾世界各国高等教育发展的历程和现实，我们不难发现，即使在发达国家，高等教育中公办高校所占的比例普遍低得多，因为人们认识到仅靠国家和地方政府的财力是无法解决人民群众对高等教育的需求的。这就给我们一个有益启迪：大力发展高等教育是目的，手段和方法可以有多种选择。我们不仅要大力支持、扶植民办高等教育，还应该大胆尝试部分公立高校的改制，通过合作办学、股份制改造、吸引外资投入等多种方式，广泛吸纳资源，以减轻单一公有制办学给政府造成的巨大经济负担。在发展高等教育的问题上我们还受姓资姓社思维的约束较大，培养社会主义接班人思想及意识形态在高等教育中的确重要，但也不能过分无限夸大。在我国民办高等教育的办学实践中，人们越来越认识到这种体制的各种优越性，这种基于人性的天然优越性是公办高校所无法比拟的，应该适时为我所用，尝试部分公立高等学校改制，从而尽快促进我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否则，体制大框架不变，还希望广泛吸纳各种社会资源投入高等教育，这是不现实的。高校办学主体的多元化，既符合历史潮流，也适合缓解我国高等教育投资压力与人民群众接受高等教育的矛盾。按照这个思路，应尽快调整国家在教育上的政策，基础教育以国家投资为主，职业教育和高等教育应逐步形成多元化办学的格局。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