嵌入型党政关系的渐进式形成，可以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政关系改革和变迁的实践历程中得到充分验证： 首先，党不再成为经济、社会事务的直接主体，转变为统筹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对政府的领导由一元化领导改为
嵌入型党政关系的渐进式形成，可以从改革开放三十多年来党政关系改革和变迁的实践历程中得到充分验证：
首先，党不再成为经济、社会事务的直接主体，转变为统筹者和协调者的角色，对政府的领导由一元化领导改为政治、思想和组织领导。党在不再直接介入政府事务的同时，仍然通过各种嵌入的方式保持对政府的政治领导：一是党组织对各级政府的领导，政府规划的发展战略，作出的重大经济决策首先必须经由各级党委的批准方能实施；二是在各级政府的组成中，主要负责人必须是中共党员（尤其是各省、地、县行政首脑均同时担任地方党委副书记职务），并且以党员的身份行使行政权力；三是外部性的政治嵌入，这主要包括干部安排和纪律监督两个重要方面，各级行政官员的考察和任命权力均归属于党的组织部门，同时对党员干部腐败行为的惩处权力也由党的纪检部门掌握。 其次，党政关系逐步走向规范化。合一型党政关系的形成，在很大程度上是党以非规范化方式领导政府的必然结果。在党居于绝对领导地位的非对称性党政关系格局下，由于党在经济、社会中的功能和地位没有得到清晰的界定，导致党的各级组织和各级领导人必须无限度扩张在政府事务中的决定权，最终导致了政府的虚化。改革开放以来，党政之间在经济、社会事务中的职责逐步开始规范化，这主要表现为：（1）以党章的形式明确规定，党必须在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活动，任何组织和个人不得凌驾于宪法与法律之上。党必须保证国家立法、司法、行政机关，经济、文化组织和人民团体积极主动地、独立负责地、协调一致地工作；（2）地方党委第一书记不再兼任政府主要负责人，党委的工作部门不再一一对应政府工作部门进行工作指导；（3）政府决策由各级政府自行发布而不再由中共中央或地方党委以党的文件的形式加以发布；（4）建立和完善行政首长负责制，行政首长在各级国家行政机关中处于核心地位，拥有最高决策权和领导权，国有企业实行厂长（经理）负责制，事业单位视不同情况实行行政领导人负责制或党委领导下的行政领导人负责制。
第三，政府职能得到极大提升，国家治理功能极大增强。随着党逐步退出日常行政事务，政府对于经济社会事务的管理职责得到了不断增强，建立起了自上而下的强有力的工作系统，形成了以国务院为最高行政权力中心的，分层、分级、分部门的权力运行体制；不仅拥有经济、社会管理等方面的巨大权力，在行政立法、维护公共秩序、外交等领域也被赋予了广泛的权力，成为国家治理最为直接的基本主体。
第四，执政体系更加合理，党政之间多层次、多面向互动关系更加顺畅。在嵌入型的政党关系下，党对政府的互动关系虽然从表象看不及合一型党政关系状态那样显而易见，但内在的机制更加复杂而有效率。党政之间既有中共中央的总揽全局和协调各方，也有平级党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上级党组织与下级政府机构之间、上级政府与下级党组织之间、不同领域党组织与政府机构之间复杂的嵌入关系。这些关系的逐步顺畅不仅确保了党对政府的领导和政府治理经济、社会事务的双重效率，也使党的执政体系和国家治理的体制更加合理，为过去三十多年中国的国家建设提供了强有力的政治保障。
嵌入型党政关系是一种新型的党政关系，既是对合一型党政关系的修正和变革，也与其他国家的党政关系有着显著的不同，体现出浓厚的中国式国家治理的特色。它既避免了苏联模式下政党治国的结构性弊端，以有分有合、分合有机统一的国家治理方式促进了中国经济的飞速发展；也不像西方国家那样，越来越将执政党的功能局限在选举过程，对政府几乎只提供立法支持而不试图促使政府根据执政党的意志治理国家，进而导致政府往往因缺乏广泛的社会基础而难以提高执政效率。用发展的眼光看，中国式的嵌入型党政关系还正在外化为一种全新的执政方式和国家治理路径，可能成为中国为多元的世界提供的具有普遍意义的成功经验之一。
三、转型期的党政关系调整与国家治理的变革向度
在党政关系从合一型向嵌入型的变迁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实现了从革命党向执政党、从以革命党的管制性治理方式向执政党的管理性治理方式的转变。简言之，中国开始从政党治理向政府治理方向发展，这也将在今后一个时期继续构成国家治理变革的基本向度。
近年来，中国经济、社会发展进入一个新的转型时期，经济建设由超常规的粗放型发展模式向常态的可持续发展模式转型，社会建设则由单一化的社会结构向多元化的社会结构转型，经济和社会的双重转型投射到国家治理层面，要求党政关系也必须作出新的适应性调整和变革。在很大程度上，如果说合一型党政关系的形成是建国初期维护国家独立、实现国家整合的需要的话，嵌入型党政关系对应的是改革开放后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阶段性要求，而在新一轮的经济、社会双重转型过程中，过去30年初步形成的嵌入型党政关系面临着新的不适应性，尤其在社会建设成为国家治理的新的重心的趋势下，以效率至上为出发点的嵌入型党政关系与国家治理之间出现新的结构性张力。一方面，经济体制的转型虽然已经基本结束，但经济发展方式转型的紧迫性日益凸现，国家治理保持适度的高效率仍然是必须的；但另一方面，社会公平和正义诉求的空前高涨，要求中国在保持高效率发展的同时必须维护社会稳定和社会进步，过度强调效率容易导致社会价值和社会结构的碎片化倾向；此外，随着中国经济实力的不断增强，中国的国际影响不断提升成为必然的结果，但中国国家成长所产生的国际效应的两面性也十分明显。这一切，都要求中国重新调整和变革党政关系，适应国家治理的新需求。
事实上，自中共十七大提出“政治体制改革需要继续深化”的命题以来，党政关系的进一步适应性调整始终是国家治理的一个基本的路径取向；而且，这样的变革在理念、方式、路径、体制、机制等方面都在不断深化。大致说来，这主要体现在：
第一，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党政关系变革的基本宗旨和原则。在中国的政治体制改革中，一切问题和讨论的前提和核心都是必须坚持中国共产党在党政关系中的绝对领导地位，嵌入型党政关系的构建和逐步完善本质上也是基于这一基本的出发点；在当前中国与党政关系相关的一切制度、体制、机制的安排中，根本目标都在于维护和巩固中国共产党在中国的执政地位。任何试图排除中国共产党这一核心要素的理论探讨都是无意义的，当然也是不可接受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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