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学者对不同类型国家的经济发展与文化发展价值观的关系进行了比较研究,他们认为,价值观会直接影响经济与社会的进步与发展,有些价值观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推动是十分明显的。如有的国家只有“群众”与“人民”的价值而没有个人的价值,个人的价值被淹没掉了。如果个体得不到“尊严”和“被尊重”,个体就会存在脱离这个社会的心理可能,就会出现主动“拔根”的社会现象,或者是自杀,或者是逃避生活,或者是“逃离城市”,甚至逃离这个国家,或是出现与社会文化相对立的极端行为。有学者指出:有的国家强调最高层次的道德,使得民众无法从生活中习得和践行。道德应该分为三个层次:一是最高道德——利他和无私;二是最低层次道德——犯罪和无视他人权力;中间层次是在社会上存在最多的“合理的利己主义”道德,这个层面应该是普遍意义上的存在价值,是多数人可以履行的社会文化行为与道德。很显然,我们在创造“城市扎根的终极人本”文化价值观的时候,应该在最高道德和中间层次道德上形成合理的伦理框架,使城市全员能够成为社会理想类型终极目标的实践者和创造者。
　　三是重树民族、国家和城市价值的伟大文化。意大利著名的政治哲学家乔万尼•波特若在1588年出版的《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一书就提出了“城市伟大文化”的建构与认知。他对城市的评价是这样的:“何谓城市?城市的伟大被认为是什么?城市被认为是人民的集合,他们团结起来在丰裕和繁荣中悠闲地共度更好的生活。城市的伟大则被认为并非其处所或围墙的宽广,而是民众和居民数量及其权力的伟大。人们现在出于各种因由和时机移向那里并聚集起来:其源,有的是权威,有的是强力,有的是快乐,有的是复兴。”[意]乔万尼•波特若:《论城市伟大至尊之因由》,刘晨光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6年版,第3页。 我们的现代化和社会转型的目的,不仅要克服经济上的贫穷,更要克服思想与文化上的结构性贫穷。近百年来,中国从一个积贫积弱的封建国家,经过几十年努力已经成为一个经济大国,国力的强盛是显而易见的。但是,仅有经济的强盛是远远不够的,伟大民族精神的复兴是国家强盛和永续发展的永恒动力。
　　“城市是经济发展之母,不是因为城市里人更聪明,而是因密集的环境。城市里有需求的集聚,还有更多刺激,使人们以各种方式提出以前不能提出的问题。这是经济发展的本质,如果没有它,我们都会贫穷。只有发展和贸易才能克服贫穷。如果没有城市作为经济的发动机,最偏僻的地方就是最穷的……在人类整个历史中,如果你想拥有财富,你必须拥有城市。”[美]索亚:《后大都市——城市和区域的批判性研究》,李钧译,上海教育出版社2006年版,第19页。是的,城市是人类社会的加速器,在中国上海举行的“世博会”口号也是“城市,让生活更美好”!亦如一个哲人所说:为了生活,人们来到城市,为了更好地生活,人们留在城市。但是,城市生活的“科层制模式”和“世本性”的社会关系,使生活在城市里的人们越来越成为“城市化的动物”和“城市化结构的一部分”。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人的经济价值追求取得了世界瞩目的成绩,很多人在经济价值追求上也获得了成功。但是,在对经济价值追求的时候,美好文化价值的缺失、文化品位的缺失和美好文化行为的某种缺失也成这个时代的符号和民族文化之痛。因此,重构中国的新城市主义文化价值已经势在必行!世界总体价值取向的核心是承担世界与人类进步的责任,人们之所以愿意在城市里“扎根”,是因为城市是人的精神所在,是创造人类文明与进化的动力。让更多的人有“尊严”和“被尊重”既是国家与政府的责任和义务,也是每个人的责任和义务。
　　扎根于民族之林,是个体生存的前提。
　　(责任编辑:薛立勇)
　　
　　点评意见:
　　“非典型现代都市病”是现代化与城市化发展带来的新的社会问题之一,是社会转型期特有的社会问题,应该引起社会高度的关注。文章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深挖现代都市病产生的根源,其观点具有很强的现实性、针对性和创新性。文章强调“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发生的根源,一是社会转型期引发“社会紧张”,造成一部分人形成社会病态心理结构;二是社会改革进程出现的社会分配不公导致社会“个体尊严”的缺乏与丧失;三是社会保障体系不完善引发的社会整体“城市扎根意识”的不稳固性;四是社会经济与文化发展的不同步引发的社会亚文化和边缘群体的再度分化。在整体视角上,文章还提出了“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从深层次上说明了“非典型现代都市病”这一问题产生的社会责任。依据社会病理学的理念,提出“多元式两极分化”的社会结构病理状态和城市社会生活的“无根性”,特别是提出现代化过程中人们不断地“被拔根”的社会现实是需要正视和改变的。创造社会整体扎根意识和让“个体尊严成为一种社会义务”是建构和谐社会的基本前提。文章还一针见血地指出理想主义和英雄主义的丧失是现代“非典型都市病”的催化剂。这是一篇对具有前沿性并对现实社会问题有独立思考的研究成果。
“拔根”与“扎根”是现代社会城市化发展的必然表现之一,无论是城市人还是城市中的外来人,面对城市社会的快速变迁,都必然在不同程度上形成“无根性”的文化心理结构和行为文化特质。这种“无根性”引发了“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发生,如自杀率升高、“无因由恐慌”、“群体型社会心理紧张”以及以“逃离大城市”为典型象征的另类文化行为等。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象,这种现象的根源何在,其社会病理因素是什么?本文试图从城市社会学与社会病理学的双重视角对此类问题进行探索。
　　
　　一、“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文化属性与社会属性
　　
　　中国城市化水平从1978年的17.8%,到2000年的31%,再到2010年的50%,城市化的发展迅猛,2010年中国的城市人口首次超过农业人口①,而且中国也已成为当今世界上城市人口最多的国家。中国用三十多年的时间走完了西方近百年的城市化路程,从一个典型的农业社会,以跨越式的、超乎常人预料的方式突然转型为城市社会,使得多数中国人面对这样的社会转型都有措手不及的感觉:交通拥堵、人群拥挤、住房拥挤,而且房价畸高、就业难、贫困人口增长、城市犯罪增长、自杀率增长及心理疾病频发。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