总体上说,中国社会转型期的文化变迁的滞后显现。伴随而来的是不同体系、不同层面的改革长期未能形成定制,这是传承现代化过程出现的典型的“社会病理”的根本原因,使得每一个人都存在对未来生活的预期压力。同时,社会文化价值观的多元化和异质性,给人们认知的“无根性”及思想变化提供了外部条件,社会经济波动又增加了人们的日常生活心理负担,特别是在社会保障制度不仅不完善而且保障水平偏低的社会背景下,人们对依赖社会保障而生存的底层社会生活方式有恐惧感,甚至可以说,几乎所有的阶层都担心在社会变迁中转而成为——缺乏“尊严”、缺乏“被尊重”的社会底层成员。在新的社会转型期及新的社会压力体系下,在选择释放压力的方式上,形成了不同个性化和某些群体性的另类行为。除了一般意义上的社会问题外,“非典型的现代都市病”在中国呈深化发展的趋势,具有典型的“合理性危机”和“合法性危机”的意义上的表现,可分为“逃避现实型”、现代生活方式病态型和文化偏执型等:如“厌世情绪”、“自杀狂想症”、“绝望型个体复仇心理”、“白领生活自闭症”、“宅男与宅女”、“工作强迫型忧郁症”、“厌倦城市症”、“群体焦虑症”;“城市夜生活综合症”、“交通拥堵恐惧症”、“住房还贷综合症”、“手机综合症”、“鼠标抖动症”、“网迷”、“宠物综合症”、“电视综合症”;“狂人文化”、“匪气文化”、“伪娘文化”、“极端拜金主义”及“无羞耻感文化的流行”等,很显然,这些所谓“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种种表现,与社会压力造成的“社会紧张因素”是呈正相关的[美]威廉•科克汉姆:《医学社会学》,杨辉等译,华夏出版社2000年版,第70页。。
“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在现代城市生活中蔓延,甚至具有某种“传染性”。之所以如此,是因为还有其另外的重要而直接的原因,即“大众传媒的过度市场化、娱乐化和低俗化”的倾向。特别是大众传媒以谋取小团体利益作为赢利模式,以过度市场化经营为手段,以“收视率”为导向,对另类行为以所谓中性立场加以强化宣传,缺少批判的方式和“文化把关人”的认知理性,在某种程度上导致了“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等另类行为的公众化和放大效应,甚至起到了某种教习和引导作用。应该说,某些大众传媒机构,对“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流传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加之,在以“微博”为表征的“媒体个人化”时代的环境背景下,“非典型现代都市病”被迅速传播和放大,形成典型的时代性社会问题。“非典型现代都市病”作为当代城市社会问题的集中表现形式之一,只有借助社会的整体力量,才能对此类问题进行有效的健康引导和解决。
二、“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社会病理分析
为什么会有“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发生?前面已经做过一些论述,但是从社会病理学的角度看,其共性原因是明确而典型的,如社会转型的社会经济文化的不同步性、改革要素的无定型和不完善性、社会缺乏公平与公正性和社会保障低质化及文化变迁的混杂性等,这些特定的社会变迁,导致了一些人的认知偏差、行为失范、行为紧张和越轨。但是,就某一国家和民族的文化来讲,这种“非典型现代都市病”还有其民族的、社会的、文化的、时代性的个性化原因。中国目前“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蔓延,具有典型的中国本土化的特征和因素:
首先,“多元式两极化”催生了“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衍生。社会两极分化表现为多领域、多维度、多层面和多类型化。如财富分配领域的“多元式两极化”,形成了不同文化意识的阶层群体和亚文化群体意识,社会分层与异质化不是简单的以收入作为标准,而是在收入分层的基础上出现了以文化和价值观相区别的分层模式和多元分类。一些人的财富快速增加使得“拜金主义”泛滥,在社会转型期这一特定的社会环境下,新的道德伦理约束机制尚未健全,使得一部分先富起来的人,在生活方式上出现了畸形发展状态。总体表现为高收入群体与低收入群体——上层社会的繁荣与下层社会的悲剧性生活形成了鲜明对照。城市中一部分人的“被剥夺感”被强化了。一夜暴富的现象被媒体放大后,拜金主义文化成为一部分人的生活方式和目标,一旦丧失或者没有达到目标,某些人就会形成极度紧张心理,以极端的方式报复社会。“多元式两极化”在部分青年群体中的表现更为典型。80、90后的青年群体是没有经历过社会挫折的一代,在他们成长的过程中,接受了现实社会的多样性文化遗产和多样化的社会文化环境。他们有自己的主见和主张,有创造性和对世界文化的开放意识,是一个少有传统束缚的群体,其中也不乏成功者。但是,在现代化发展和城市社会急速的变迁转型中,80、90后的青年群体也必然被分化为多样化的两极化群体,既存在着“富二代”和“贫二代”的文化价值对立,也存在着这两个不同群体内部的文化价值观的对立。两极化、多类别化成为这个时代的多样化风景,这两个不同层面的青年群体在“求异和个性化”的发展中也分成了多样化的、“异质性”的小众群体和个性化的不同类型,衍化成多层次的社会基本层面,其中一部分人成为社会的“个性化另类群体”,求异、求新、求奇、求特的文化特质具有典型的时代符号性。“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就是在这一社会结构体内,以“去阶层化”的“多元式两极化”方式表现出来。
其次,城市社会生活的“无根性”是“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发生的直接原因之一。在城市社会转型期内,人们不断地“被拔根”,每个人都在不断地努力“扎根”。城市社会中被放大的“无根性”,使得任何个体都必须重新进行“社会包装”和“社会整饰”才能融入社会。1949年的中国只有10%是城市人,改革开放之初也只有17%左右是城市人,在一定意义上说,多数中国人都不是各座城市里真正的“本地人”。 “外地人”几乎成为现代中国城市社会发展的一个写照。所有经济发展较快的城市都是 “移民城市”。中国苏南地区40%是外地人,其中昆山60%是外地人。深圳和东莞等城市甚至90%是外地人。“外地人”、“边际人”、“边缘人”、“打工妹”和“农民工”这些具有时代特征的名称和概念成为当代中国城市社会转型的象征符号。简单说,现实生活的变迁与社会转型使每个个体自己很难确定生活地点和坐标[法]米歇尔•博德:《资本主义史:1500-1980》,吴艾美等译,东方出版社1986年版,第11页。。与乡村比较,城市本身提供了个人价值增长的特殊环境,城市与个人发展有着本质联系,人们在城市中不自觉地创造着“自我文化”的“扎根”过程。有的人从乡村走进城市,有的人从小城镇走进大城市,有的人成为商人和工人……人们从一个城市流向另一个城市,从一种行业换到另一种行业……人们不得不去思考,在什么时候,在哪座城市里能够“扎根”。当社会发展出现新的生产方式和新技术后,人们越容易成为不同阶层的群体,一次又一次地创造新的生活和体验,或许每个人都一直在试想“扎根”,但现实是必须应对如潮的社会变迁,一次又一次地“扎根”,却一次又一次地被“拔根”,——离开家乡、离开原单位、离开原来的行业、离开生活过的城市,去寻找新的根……。为了谋取较高收入的愿望,人们在城市里寻找生活的出路和方式。在西方的城市化历史上特别是在西方城市文艺复兴及工业化以后,西方人的这种“扎根”与“被拔根”现象也是非常典型的 ⑥ ⑦ ⑧ [法]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35、34、34、35页。。欧洲中世纪城市文艺复兴的伟大贡献,与其说是在复兴古典时代的文化,不如说是在创造现代化过程的个人价值——“扎根”。现代城市生活的确在“很大程度上以技术和技术所产生的影响”,让一部分人在获得的同时,也正丧失生活的另一个部分,这也许是现代生活或者是现代城市生活的悲哀。面对“现代生活的无根性”,让现代社会的城市人重新找回如斐迪南•滕尼斯(Ferdinand Tonnies)曾向往的“传统共同体”的生活方式,让城市人从心理上找回自我[德]斐迪南•滕尼斯:《共同体与社会》,林荣远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版,第340页。,是现代化应该建构的一部分。这种心理上的回归虽然是韦伯曾提出的一种“社会理想类型”,亦很难充分建构与表达;但是,一个人能够“扎根”于社会和某一城市,形成“嵌入性”的生活方式,是个体“尊严”与“被尊重”的需要,是被现代化潮流所裹挟的人们永远的渴求和期望。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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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社会病理学研究
来源：南粤论文中心 作者：张鸿雁 发表于：2010-10-29 10:50 点击：次
【关健词】尊严;扎根;现代都市病;社会病理
当代中国正处在典型的以城市化为主要形式的社会转型期,“社会紧张”式的“非典型现代都市病”在中国一些城市发生并流行。这一社会现象的发生既与中国城市化的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变迁有关,也与社会转型期造成的社会成员“扎根”的土壤不肥沃有关,而其深层次的社会病理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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