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扎根”与“拔根”:“非典型现代都市病”的治理之道
　　
　　对社会问题表现形式之一——“非典型现化都市病”的治理方式,就中国目前的情况来说,进行心理干预方面的治疗是十分必要的。但是,从治本的意义上说,是要创造“城市的现代性”和市民社会的文化土壤,让更多的城市人能够有“尊严”和“被尊重”,从而能够在灵魂上“扎根”于这个时代与城市社会。其中包括要创造一个充满选择机会的城市:要有较充分的就业机会、适宜的安居环境、健康的生活环境、良性而公平的竞争、相对优裕而合理的社会保障、积极向上的利他主义的主体文化。只有社会真正实现个体的“尊严”与“被尊重”成为一种社会义务,主动“扎根”于现实社会才能够成为普遍而共同的意识。
　　法国学者西蒙娜•薇依在《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一书中指出:人的生存有很多需要,而要能够“扎根”还需要创造“灵魂的各种需要” ② ③ ④ [法]西蒙娜•薇依:《扎根—人类责任宣言绪论》,徐卫翔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3年版,第1、3、3、33页。,这些需要包括“秩序”、“自由”、“服从”、“责任”、“平等”、“等级制度”、“荣誉”、“惩罚”、“言论自由”、“安全”、“风险”、“私有财产”、“集体财产”和“真理”,等等。这些需要内容的描述虽然是西蒙娜•薇依个人的认知,但是,至少反映了“有灵魂的生活”需要有某种前提。薇依强调的是在获得上述这些需要之前,一个社会人必须履行义务,“义务是永恒的。它是与人的永恒命运相对应”的②,义务是社会个体存在的一种价值和良知的行为表现。“一个人拥有其永恒命运这一事实只会产生一种义务:那就是尊重。只有当尊重得到了有效的表达,以一种实在的而非虚妄的方式,义务才告履行;而这需要以人的尘世需求为中介。”③这一论述的伟大之处在于,不仅说明人类本性的崇高,也说明人类本身特别是人类个体本身崇高价值取向的基础需求——“尘世需求”是个体“尊严”和“被尊重”的基础,也是社会个体能够在现代城市社会“扎根”的前提。“扎根(enracinement)也许是人类灵魂最重要也是最为人所忽视的一项需求。这是最难定义的事物之一。一个人通过真实、活跃且自然地参与某一集体的生存而拥有一个根,这集体活生生地保守着一些过去的宝藏和对未来的预感(pressentimentd'avenir)。所谓自然地参与,指的就是地点、出生、职业、周遭环境所自动带来的参与。每个人都需要拥有多重的根。每个人都需要,以他作为自然成员的环境为中介,接受其道德、理智、灵性生命的几乎全部内容。”④城市现代性的核心是:只有在社会全员有“尊严”和“被尊重”的生活基础上,人们才能够有条件去构建有理想的生活,找到自己的归宿和灵魂——“扎根”。根据薇依提出的“有灵魂的生活”必然有“尘世需要”认知,我认为,虽然解决当代中国“非典型现代都病”良方很多,但是,在现阶段应该解决的关键问题有三:
一是要创造完整的、有一定品质的社会保障与福利生活体系和公平的竞争环境。让每一个人,无论是穷人和富人都能够有“尊严”和“被尊重”,而不仅仅只是权力者或者富人才有“尊严”和“被尊重”。首先,要在国力和地方财力可承受的基础上,更多地创造全民社会福利,特别是底层社会的社会保障与福利水平的提高,应该作为当代的国家长治久安的重要国策提出来。其次,创造社会全员的“尊严”与“被尊重”,在传统集权化的社会体系内,在官本位和家长制社会结构关系的制约下,只有权力者有“尊严”和“被尊重”,甚至富有者有时也被权力者排斥在主流生活之外,如中国秦汉以来的“重农抑商”及“贱商”的法律政策就是如此张鸿雁:《论重农抑商政策、思想对中国社会经济形态演进的负面影响》,《历史教学问题》1995年第3期。。在官本位的文化体系内,缺乏社会大众个体的尊严和被尊重,多数人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权力的奴婢”和“权力者的附庸”。人类在社会进化的现代化过程,在本质上都是在脱离神权、皇权和家长制强权及超经济权力束缚的过程。因此,任何一种形式的现代化,都必须以个体人的“尊严”和“被尊重”为其核心内容。其三,强化对底层社会的“尊严”和“被尊重”的社会环境的治理与改造,建构“缺席者社会代言人”的社会机制,使底层社会群体能够有权力与上层社会群体平等对话,并通过努力改变社会分层现状,改变并缩小由社会收入差距和贫富差距导致的社会阶层差距。人类现代化的进程,在本质上就是创造个人价值“尊严”与“被尊重”的过程。因中国官本位文化根深蒂固,社会个体全面解放的社会变革一直未能真正完成,特别是让底层弱势群体的有“尊严”和“被尊重”的生活建构,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二是建构现代性的主流社会文化价值观,强化职业道德和社会义务责任,倡导“利他爱人”的民族优秀文化。当代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使中国相当数量的城市人富了起来。西方有学者说:“当一国人民富起来了,其价值观体系中,除了发财致富之外,还必须有某种东西能敦促人们继续创造财富,永不满足。这种‘某种东西’应是非经济性的,也许是维护生存和安全,也许是拯救受难者。或者是追求卓越和威望……” ② ③ [美]塞缪尔•亨廷顿等主编:《文化的重要作用—价值观如何影响人类进步》,程克雄译,新华出版社2002年版,第82、83、86页。
　　在拜金主义和拜权主义横流的时期,必须有一个群体和阶层站出来,引导和创造一种新的文化价值观,来引导社会健康发展。马里亚诺•格龙多纳认为,这种价值观属于文化领域,是一种伦理,是一种道德。“如果没有持续经济发展所需的价值观,诱惑就会占上风。诱惑体现的是短期的愿望,而经济发展是长期的过程。在短期与长期的斗争中,如果决策过程缺乏一种内在的价值观作依据,短期愿望就会得势。这里就看出价值观的功能:充当短期愿望和长期愿望间桥梁,决定性地增强长远目标的力量,否则人们就会只顾眼前的利益。”②典型的社会转型期会出现不断被“拔根”的社会潮流,出现两个“彼此不通的两个世界。一个是最高标准的崇高世界,另一个是寡廉鲜耻、普遍伪善的现实世界。……通行准则是弱肉强食,巧取豪夺,充斥着披羊皮的狐狸和豺狼”③。因此,现实中国城市化进程中的社会问题解决之道,就是在满足有较高水平的、稳定的“尘世需求”的基础上,让低层社会群体能够有尊严地生活,创造城市市民全员的现实灵魂归宿感和新价值观,创造有社会义务和责任的“扎根”文化,寻找城市人的“终极人本价值”,使现代城市人,无论是外来人,还是边缘人,都能够形成“自身有长远的利益”和永久的社会“扎根”意识。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