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确定性决策是指决策者在面临两个以上不确定的决策后果，尤其是在面对伴有负面结果的可能性时所产生的复杂心理过程。不确定性决策常常涉及多个不确定性的负面结果，因此，个体所知觉到的风险情景也不会是单一的。个体在决策过程中心理状态的复杂程度，往往使得风险决策的研究具有相当的难度。同时，要研究人类的不确定性决策问题，就要回答人们对备择方案的选择与偏好的准则。17世纪以来，有许多优秀的思想家针对这一问题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为理解不确定性决策问题留下了宝贵的理论成果。
　　在不确定性决策中，由于备择方案的损益带有一定的不确定性，人们普遍地用期望损益作为决定偏好的准则，而损益在许多情况下常以金融货币值为指标，于是期望货币值(Excepted Monetary Value，简写为EMV)便成为决策分析中提出最早且应用最广泛的一种准则。期望货币值等于损益概率与损益值的乘积，决策中人们的偏好指向于期望货币值最大的选择，EＭV大者为偏好选择。
然而，在许多风险决策情景下人们的决策并不符合期望货币值最大这一准则，最早发现这一问题的是瑞士的伯努利兄弟，他们提出了著名的“圣·彼得堡悖论”①。早在1713年，大学教授N．伯努利就提出一个有趣的问题，假定在彼得和保罗之间进行一场赌博，彼得掷一枚硬币直到硬币出现正面，如果掷一次就出现正面，则彼得给保罗2元钱，如果掷两次才出现正面，则彼得给保罗4元钱，如果掷三次才出现正面，则彼得给保罗8元钱，如此进行下去，每多掷一次，彼得支付给保罗的赌金就翻一番，一个人(这个可以迅速取得大量赌金的人)应给保罗多少钱来取代他在这场赌博中的角色呢？若按期望值计算，收入为2，4，8，……2ⁿ的概率相应为1/2、1/4、1/8……(l/2)n，赌博显然存在一种n为无穷大的方案，其期望值为无穷大。因此人们理应付给保罗很多的钱来代替他在赌局中的角色。然而，绝大多数人愿意付出的钱是很少的，几乎都不超过10元，于是这一问题便成为一个无法解释的悖论。为什么人们不愿意出很多的钱来争取一个无穷大的期望回报呢？25年后，即1738年，N．伯努利的堂弟，数学家D．伯努利对这一悖论进行了解释，提出了一个非常重要的概念：精神期望值(Moral Expected Value)，即效用值，同一笔财富对不同人具有不同的主观价值，这便是效用值。在具体决策中，个体偏好实际上与效用的联系比与货币值的联系更紧密。D．伯努利认为财富的某一特定增加带来的满足感与先前拥有的财富数量成反比，即随着财富的增加，效用值在增加，但增长率是递减的，这便是后来经济学中一条重要定律——边际效用递减——的最早表述。按照这条规律，D．伯努利建议用对数函数表示效用值，保罗的期望收益便可用期望效用值(Expected Utility，简写为EU)表示。在这一分析框架下，保罗的效用不是无穷大而是有限值。
　　在完全确定条件下，效用的概念一直在演进，但是有一个问题一直悬而未决，即在不确定的环境里，决策者的判断准则是什么，能否预测决策者的行为？这一问题后来由冯·诺依曼和奥·摩根斯坦共同给出了答案。
　　（三）博弈论关于理性内涵的理解
　　1944年，冯·诺依曼和奥·摩根斯坦在其名著《博弈论与经济行为》中提出了预期效用最大化原理 (Expected Utility Maximization)。预期效用思想与圣彼得堡悖论中提到的精神期望值是一脉相承的，论证了如果决策者的偏好满足一系列公理性假定，如完备性、传递性、连续性和独立性，则决策过程可以简化为一个期望的形成和最大化过程。决策者也就被假定有能力正确地估计相关随机事件发生的概率，并能合理地选择行为以将其效用函数的期望值最大化。在上述的讨论中，人们面临的不确定性都有已知的客观概率，然而在现实中概率并非客观已知。为了研究这种情形，Savage(1954)针对EU提出了主观期望效用(SEU)理论，首先假定决策者有一个定义明确的效用函数，从而假定决策者能指定一个基数，用以衡量和评价对未来事件任何具体可能状态的偏好程度；然后决策者面前摆着一组定义明确的备选方案，抉择就从它们当中作出；接下来决策者能够给未来全部事件，指定一个具有一致性的联合概率分布；最后假定决策者愿意选取那种以其效用函数来看能导致最大期望价值的备选方案。这一理论虽然在数学论证上无可挑剔，但所依据的公理则长期受到质疑。尽管如此，由于期望效用函数在理论上简便易用，因而在经济学研究中始终处于主导地位。
　　（四）理性预期学派及其金融学范式
　　理性预期思想在20世纪60年代初已经产生。所谓理性预期是在有效地利用一切信息的前提下，对经济变量作出在长期来说最为准确的，而又与所使用的经济理论、模型相一致的预期。按照理性预期行为的结果必然和预期的结果相一致，即经济主体的主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与客观概率分布的期望值一致。
　　理性预期的概念是约翰·穆斯(John Muth， 1961)发表的论文《理性预期与价格变动理论》中首次提出的。穆斯的理性预期假说理论在当时被用于金融市场动态行为的分析。此后，以罗伯特·卢卡斯(Robert Lucas)、萨金特(Sargent)、华莱士(Wallace)等学者为代表的新古典宏观经济学派因使用“理性预期”这一重要经济学概念并以此建立起的理论体系被普遍称之为“理性预期学派”。理性预期符合西方经济学中对行为人理性行为的假定，可以通过数学工具来准确表述。
　　理性预期学派的兴起，主要取决于两点原因：一是数学工具的发展。经济学的发展经常是取决于可用工具的进步，此前由于技术所限，人们很难解释预期的理性。直到20世纪60年代运筹学知识的进步，尤其是贝尔曼动态规划的提出，为运用数学解决问题提供了现实的工具，才使得20世纪70年代新古典学派对理性预期假说的采用水到渠成。二是解决西方社会普遍存在的滞胀问题。面对当时的滞胀局势，凯恩斯主义在理论上无法自圆其说，在实践中无能为力，理性预期学派着重分析理性预期在市场经济活动中的作用以及对于经济政策实施效果的影响，维护和发挥了新古典经济学的理论，从多方面猛烈抨击了凯恩斯理论和政策，在宏观经济学领域里掀起了一场“理性预期革命”。
　　与此同期，兴起于20世纪50年代的现代金融学，以传统西方经济学为理论基础，继承了投资者理性、市场完善、投资者追求效用最大化以及理性预期等经济学的假设前提，着重研究理性假设条件下的价格发生机制与金融市场效率问题，特别是投资者在最优投资组合决策和资本市场均衡状态下各种证券价格如何决定的问题。以法玛（Fama， 1970）［1］有效市场假说（Efficient Market Hypothesis，简称EMH）、夏普（Sharpe， 1964）等的资本资产定价模型（Capital Asset Pricing Model，简称CAPM）、罗斯（Ross）的套利定价模型（Arbitrage Pricing Theory，简称APT）、布莱克（Black）与斯科尔茨（Scholes， 1972）期权定价模型(Option Pricing Theory，简称OPT)等理论为其核心，构成了现代金融学理论的完整框架。以上各模型都以“投资者理性”为贯穿始终的核心假设。现代金融理论对金融投资决策分析的基础就是理性预期，在此假设基础上应用数学方法解决金融决策问题成为了可能。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