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者简介：苏治，男，经济学博士，中央财经大学统计学院教师，从事证券投资与金融计量经济学研究。
　　基金项目：2010年教育部青年基金项目“基于虚拟经济与实体经济背离的全球经济分析模型”，项目编号：10YJC790220；2010年“中财121人才工程”青年博士发展基金项目“基于决策过程主流偏差量化模型的证券价格过度波动机理及可预测性研究”，项目编号：10YZC033
　　中图分类号：Ｆ０91.352文献标识码：A文章编号：1000-7504（2011）04-0070-07收稿日期：2010-12-21
　　
　　理性与非理性是人类的两大精神性要素，对人类认识世界、改造世界和展现自我都具有重大作用。但学术界至今没有对投资者理性与非理性进行明确的区分和界定。按照一般性理解，理性与迷信愚昧相对立，泛指健全的理智和思想，具有逻辑化、系统化、规范化等特点。非理性与理性相反，具有非逻辑性、非系统性、非规范性等特点。崇尚非理性的人认为，人的思维能力是有限的，凭此不可能完全认识与把握世界，必须借助直觉、顿悟、下意识的本能等非理性的能力与方法。近代以前，非理性主义并不占主导地位，一直受到压抑和排斥。由于“休谟问题”和康德对理性能力的怀疑，以及黑格尔对理性过度张扬的质疑等原因，理性的权威开始出现危机，各种非理性主义思潮纷纷出现，开始挑战理性主义，并对关于世界的存在即人的本质等各种问题给予了非理性主义的回答，如意志论、生命哲学、弗洛伊德主义、存在主义等，甚至科学哲学都深受其影响。
　　在经济学领域内任何理论都是以一定的假设条件为前提建立的，不同的理论模型假设条件也不同。理性还是非理性几乎成为所有经济学理论对社会行动者决策依据的前提假设，同时也是现代经济学最基本的分歧所在。本文从理性与非理性的分歧出发，系统阐述现代投资决策理论的演进过程和思想发展脉络。
　　
　　一、理性的演进
　　
　　投资者是证券市场的经济行为主体，根据所获取的相关信息进行决策，追求风险既定条件下的最大收益或者收益最大条件下的最小风险，并承担由此带来的后果。作为经济主体，投资者最主要的特征就是行动，即投资决策。在决策过程中，投资者会把对经济前景的预期通过投资行为反映到股票价格及其波动上。对投资者行为的研究由来已久，最初研究以亚当·斯密(Adam Smith)提出理性经济人假设为先导，认为人们在追求自身利益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促进了整个社会的进步与繁荣，而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因就是源于人的理性，它使人们在各种行为中进行选择，选择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的收益。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并发扬了古典经济学家理性人的假设，认为人们可以充分利用掌握的信息来实现自身利益的最大化，理性人假设成为了传统经济学等理论分析经济行为的基本假设。在以法玛(Fama 1970)［1］有效市场假说(EMH)为代表的现代金融学理论范畴内，金融投资决策行为的分析基础就是理性预期理论。
　　（一）古典经济学中的理性概念
　　以亚当·斯密为代表的古典经济学的“经济人”概念奠定了经济学的理论基石。它包括三个基本命题：第一，人是自利的；第二，人是理性的，表现在他们能根据所得信息作出判断，使自身利益最大化；第三，也被称为“经济人的灵魂”，即在良好的法律和制度的保证下，“经济人”在追逐自身利益的过程中，实现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同时也会促进整个社会的富裕和进步。而人们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的动因就在于人的理性，它使人们能在各种行为中进行选择，选择以最小的成本实现最大收益。而理性选择理论是建立在下列前提基础上的：第一，个人是自身最大利益的追求者。第二，在特定情境中有不同的行为策略可供选择。第三，人在理智上相信不同的选择会导致不同的结果。第四，人在主观上对不同的选择结果有不同的偏好排列。理性选择可以概括为最优化，即经济行为人会从各种方案中，选择最优的策略，以最小的成本获取最大收益。理性选择理论一直处于边缘地位，直至60年代社会交换理论兴起，在相当大程度上认同了理性选择理论的前提。
　　新古典经济学家继承和发展了古典经济学家的理性人假定。首先，抛弃了经济人概念的主观心理因素，转向了理性选择：偏好概念代替了对目的本身的解释，理性经济人有“偏好次序”；其次，在分析过程之中引入边际分析方法，其中极大化原则要求“理性选择”将幸福扩大到“边际”平衡的程度：个体使“幸福”增进一个边际量所必须付出的努力，等于这一努力所带来的痛苦。总之，在新古典经济学的分析框架内，一个理性经济人应该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偏好(在其可行的行为结果范围内)、完备的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在经过深思熟虑之后，他会选择那些比其他行为能更好地满足自己偏好(或至少不会比现在更坏)的行为。
　　新古典经济学的逻辑在经过从瓦尔拉斯、马歇尔到阿罗和德布鲁几代人的千锤百炼之后变得较为完善。但是，新古典经济学对于理性经济人假设只是一种理想状态，在现实中绝不可能存在。首先，没有一个投资者会同时具有完全的充分有序的偏好、完备信息和无懈可击的计算能力，实际情况是在做投资决策时，投资者不可避免地会辅以直觉、经验等作为判断依据，即行为人在选择时无法排除掉与自身特定成长背景相伴随的特定知识、惯习等“判断负担”，完全理性是不可能实现的。其次，实验结果使学术界对人们以逐利为目的这一判断持怀疑态度。实验经济学里有一个“最后通牒博弈”(Ultimatum game)实验，实验结果表明赤裸裸的理性行为从来没有发生过。新制度经济学派的代表人物诺斯也对理性假设提出了强烈的批评，指出：“人的行为比经济学家模型里的效用函数所蕴涵的模式要复杂得多，许多情况下人的行为不仅仅是财富最大化，而且是利他的和自我约束的，这些大大地改变了人实际做出的选择。”①
　　（二）博弈论产生前的理性概念
　　理性假设存在缺陷，但是就建设性的学科发展而言，关键问题是如何找到能够代替以理性假设为轴心的现有经济学思维的新范式。由于股票市场的不确定性，研究不确定性条件下的理性行为模型成为必然，其中最广泛使用的模型是期望效用模型与博弈理论。而在此之前，就已经有许多思想家对不确定决策下的理性作出了开创性的探讨。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