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深刻的原罪意识。从家庭方面来说，胡玉音的母亲曾经是一个大口岸上的青楼女子，从事被男性权力话语所创造出来的娱乐男性的畸形行业。这一点必然或多或少地影响到胡玉音的心态，让她背上沉重的心理负担，很难以高度的自信面对人生，使她自始至终蒙上一层深刻的原罪意识。当青梅竹马的恋人黎满庚被迫离开自己时她并没有愤而抗争，甚至没有言语方面的争论，只是哭着说：“我不好，我命独。十三岁上瞎子先生给我算了个‘灵八字’，我只告诉你一个人，我命里不主子，还克夫……”[25]她心里虽然也很恨，不过这“恨”并不是外化的而是内化的，指向了她自身，她只晓得恨她自己而已。面对自身的不育问题，她自己悟出的“最深刻的根由”是她和自己的男人命相不符，是从她一出生就已经注定的“深刻”原因。当厄运降临到她头上，丈夫被迫自杀，自己被划为“卖米豆腐的富农婆”时她呼天抢地地喊出来的控诉语言竟是：“天杀的……富农婆……姓秦的，都是你，都是你！我招亲的那晚上，你和那一大班妖精来反封建，做喜歌堂……败了我的彩头，喜歌堂，发灾堂，害人堂……呜呜呜，呜呜呜，你何苦收集那些歌？何苦反封建？你害了自己一世还不够，还害了桂桂，还害了我……”[26]当残酷的生活夺走她原本快乐幸福的生活的时候，她并没有把矛头指向那些迫害者而是完全指向了自己以及和自己同样遭遇的受害者，指向那些正如秦书田所说的“乌龟不笑鳖，都在泥里歇。都是一样落难，一样造孽”的无辜者。而其根源也并不在于自己做过多少错事，仍在于自己“八字”不好，而且婚礼上被人坏了彩头。这一切固然与胡玉音没什么文化没认识到事情的本质，本性又过于单纯有关，但更深刻的原因在于男权话语强加给她的沉重的原罪意识使她把所有的罪责都推到自己身上，陷入痛苦的无法自拔的心理困境，找不到一个切实有效的心理宣泄点，她没有转向那些施虐者，甚至不能向李国香那样转向与自己同命运的人或者比自己处境更为糟糕的人，善良的天性和深重的原罪意识都促使她把自己所有的悲惨处境，所有的不幸都归罪于她自身，归罪于自己从一出生就写定的命运悲剧，而这一切仅仅因为她是一个女人，只能由主流话语所摆布，所支配而不敢反抗也不能反抗，最可怕的是她更本就没有反抗的意识。长久残酷的男权压迫最高的“成就”不只是长时间的剥夺女性独立自主的意识，剥夺她们的经济权利、政治权利、话语权利，还在于将她们处在被压迫的地位而毫不自知，毫无反抗意识，完全沦为男权话语的彻底的奴隶和男性特权的坚决的拥护者。
　3.为男性所救赎的女性。长期处在强势的男权话语之中，势力微弱的女性既缺乏反抗的手段又缺乏反抗的意识，在长期受限制的情况下她们甚至很难意识到自己处于被压抑扭曲的状态。所以女性的救赎之路很难由自身或者其他女性同胞发起，在大多数情况下只能由男性阵营中的成员承担。所以即使是作者古华也很难为胡玉音设计一个理想的救赎之路，只能让谷燕山、秦书田等男性把胡玉音从心理困境和身份困惑中解脱出来使她重新过上相对正常的人生，弥补男性话语给她造成的种种创伤。当她遇到困境时所想到的保护人也只是男性话语阵营中的角色，而不是自己所处的女性阵营中的角色。
　　例如，胡玉音在芙蓉镇上的最主要的保护人就是谷燕山和黎满庚这两个身处男性话语权之中的人物，当她面临抄家的危险时她的第一反应就是把她辛苦挣来的一千五百元钱交给“干哥哥”黎满庚，期待黎满庚在男性话语阵营中的地位身份能给与自己一定的保护。她天真地说：“不怕。他在党。顶多吃几顿批评，认个错，写份悔过书。你怕还能把他一个复员军人哪样的？” [27]而事实上黎满庚恰恰是因为这些被胡玉音所寄予极大希望的身份所限制才不得不违背自己当初“玉音妹妹，今后你就是我的亲妹妹……我们虽是隔了一条河，可还是在一个镇子上住着。今生今世，我都要护着你……”[28]的庄严盟誓，把钱上缴给了工作组，成了胡玉音“转移投机倒把的赃款，窝藏资本主义的罪证”。这个深为胡玉音所信任的“比自己的嫡亲哥哥还亲哪”的“满庚哥”在最为关键的时刻却提供了对胡玉音最为不利的“证据”，加重了她的苦难处境。当她处于丈夫“畏罪自杀”、自己被划为“新富农婆”的最为绝望的时刻，给她提供精神依靠的也是一个男性——“坏分子”秦书田。她的“因为八字不好所以没有子嗣，因为没有子嗣所以充分证明自己八字不好”的心理困境的开脱者还是秦书田，通过怀孕证明了她是一个完全健康的女性，客观上破除了她“所有的不幸都源于命中注定”的原罪意识，在解除她生理困境的同时也解除了她的心理困境，使她终于坚强起来发出“活下去，像牲口一样地活下去”[29]的振聋发聩般的宣言。在“黎明前的最黑暗的时刻”，情人被捕入狱，自己又难产的时候，唯一始终陪在她身边，向她提供保护和支撑的还是一个男性——谷燕山。在这里女性完全处于被保护、被启蒙的地位，而她们的启蒙者、保护者则是清一色的男性。经过男性的启蒙，曾经单纯、逆来顺受的“芙蓉姐子”也能坚定沉静地当面说出“王秋赦！要打要杀，我也要讲一句话！”“我今天倒是想问问，男女关系，是在镇上摆白摆明、街坊父老都看见了、认可了、又早向政府请求登记的犯了法，还是那些白天做报告晚上开侧门的犯了法？”[30]这样尖锐的直接交锋的话。这时胡玉音的自我意识与反抗意识终于完全觉醒，挺起腰身，“耀武扬威”地对着整个会场现出她的肚子来。被男性强权所强加给的心理，社会困境还要由处于男性阵营中的成员来进行救赎这也是身为男性的作者自身所无法摆脱的思维困境，甚至作者还曾借正面人物谷燕山之口说过“你、你堂堂一个汉子不要泄气，骚娘儿们爬到男人头上拉屎撒尿，历朝历代都不多”[31]这样男性特权色彩极为浓重的话。
　　
　　三、矛盾的“悍妇”“五爪辣”
　　
　　1.男性权力体系的特有产物。恩格斯说：“母权制的被推翻， 乃是女性的具有世界历史意义的失败。”[32]从此，“丈夫在家中也掌握了权柄，而妻子被贬低，被奴役，变成丈夫淫欲的奴隶，变成生孩子的简单工具了”[33]。并且“在中国封建男权社会，由于女性权利的丧失，集体沦落为男性的私有财产和附属物，故而对女性的评价标准也是男性来制定，言说的权力也尽在父权主体的掌握之中，男人可以按自己的意愿用自己的语言任意塑造女性，现成的语言系统是作为主流的男性建构的”[34]在女性丧失话语权利的情况下女人的性格、形象、气质、欲望完全由男性所主导，她们的性格也由男性所塑造。“在男权意识里，女人应具有美丽、贤惠、贞洁、温驯等美好的品性，她们在家里要坚守贞洁，对男人忠贞不二，并且处处顺从丈夫（男权统治的主体）的意愿”[35]。很显然像“五爪辣”这样自主意识强烈、善于“撒泼”争取自我权利的五大三粗的女性是很难获得男性话语的认可的，所以即使她“出工，收工，奶妹儿，做家务，简直就不晓得累似的”[36]付出的劳动比谁都多创造的价值比谁都大，还是因为不符合男权话语“娇媚”“温柔”的要求而获得“泼悍妇”的称号，使自己的男人黎满庚在新婚后很长一段时间还“颇为留恋胡玉音的娇媚”。这并不是由于“五爪辣”的性格有什么缺陷，行为上有什么不道德的举动，仅仅是因为她不符合男权意识的要求，“粗手粗脚的，衣袖一卷，裤腿一扎，有一身男子汉似的蛮力气”。太过于倾向于男性而不像男权意识中所要求的驯顺的女性，所以才得到一个颇带有贬义的“悍妇”称号，甚至作者并没有把她与男权话语下的理想女性胡玉音放在同等的地位，这个敢说敢做、勤劳勇敢、勇于斗争的女性在小说中连一个正式的名字都没有，只有一个“五爪辣”的外号而已。身为男性的古华饱受男权意识的侵袭，不可避免地要按照男性的价值评判标准去塑造女性，如果他笔下的女性符合男权的价值要求和评价标准，那就是美的、健康的、值得颂扬的、值得记录的，否则就处于弱势的描写地位，只能获得“半个人物”的篇幅。在男权意识之下，女性从一进入社会开始就应该按照男性的要求，按照男性所决定的性格模式来约束塑造自己，女性自然自主的成长是不被允许的，更不允许她们有任何跨越性别界限的举动。如果安守于男性所划定的性别樊篱，这样的女性就是美的、理想的。一旦跨越男权所强加的限制，不像女性而更倾向于男性，就很难获得男性的认可，只能获得“悍妇”“泼妇”的称号。这样一来，符合男权话语要求的美丽、贤良、温柔、驯顺的胡玉音自然而然就获得比和他男人一样高大，“打得死老虎”的“五爪辣”更多的认可和更多的同情，拥有更高的塑造价值，也更值得关注，而“五爪辣”这个男性权力体系的特有产物，这个完全不符合由男性所划定的女性价值标准的另类，只获得一个“泼悍妇”的“五爪辣”的外号和非常简短的描写篇幅也就是不足为奇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