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生理上的异化。个人生活的投机给李国香带来的不仅是年过三十二岁尚未成家的“一事无成”，还有生理上的逐步异化。“原先黑白分明的大眼睛，已经布满了红丝丝，色泽浊黄。原先好看的双眼皮，已经隐现一晕黑圈，四周爬满了鱼尾细纹。原先白里透红的脸蛋上有两个逗人的浅酒窝，现在皮肉松弛，枯涩发黄……”[15]以至于连她最初追求过的“民政干事”黎满庚见了几面都没有认出来这个“当年区委书记杨民高那风流爱俏的外甥女”[16]。把全部精力、心思都投到革命事业上之后连她的胸脯都已经“不十分发达了”，自我女性意识丧失的李国香逐渐弱化了女性性征，越来越男性化地以期融入男性话语权的权力体系之中。刚开始时的李国香女性特征、女性魅力还是相当大的：“是啊，穿着是够洋派的，每到吃饭时，就要脱下米黄色丝光卡罩衣，只穿一件浅花无领无袖衫，裸露出一对圆圆滚滚、雪白粉嫩的胳膊，细嫩的脖子下边也现出来那么一片半遮不掩的皮肉，容易使人产生奇妙的联想呢。高耸的胸脯上，布衫里一左一右顶着两粒对称的小纽扣似的。就连杨民高书记这种常年四季板着脸孔过日子的领导人，吃饭时也不免要打望一下外甥女的一对白胖的手巴子，盯两眼她脖子下细嫩的一片，嘴角也要透出几丝丝不易被人察觉的笑意。杨书记的外甥女究竟是位见过世面的人，落落大方，一双会说话、能唱歌似的眼睛在民政干事的身上瞄来扫去，真像要把人的魂魄都摄去似的。”[17]这时的李国香不仅是个正常的女性，甚至是超常的，四处散发着青春气息，充满了女性魅力，生理上相当完美的现代女性。不但对同龄人黎满庚这个初出茅庐又经过了几年与女性接触机会很少的军旅生活的“年轻后生”充满了吸引力和诱惑，就连老经世故的杨民高都忍不住多看两眼。可是还没有经过几年“革命工作”的洗礼，这位女工作同志就老多了，刚三十出头就已经是脸色发黄，皮子打皱，眼睛有些发泡了，变成了所谓的“男人婆”，生理上逐渐弱化的女性特征，主体意识的男性化，使她逐渐丧失了对男性的吸引力，连胡子拉碴、不修边幅的“北方大兵”谷燕山都对她不理不睬，更别说那些整天围着胡玉音转的“年轻后生”们了。古华在文本中这样描述：“天哪，难道一个得不到正常的感情雨露滋润的女人，青春就是这样的短促，季节一过就凋谢萎缩？人一变丑，心就变冷。积习成癖她在心里暗暗嫉妒着那些有家有室的女人。”[18]从她开始踏入政坛与占主流的男性们开始竞争的时候，女性意识、女性生理的异化过程就开了头。在处于强势的男性话语权的背景之下，她甚至被剥夺了生育的权利，传统思维所强加的“贞洁”观念不允许她拥有任何婚姻之外的生育行为，所以她不得不经过了几次西医、草药的打胎的记录。这对于她无论从生理还是心理上都是很大的打击，产生很深的影响，加速了她的异化进程。3.“后宫”式思维所引起的嫉妒心理。李国香对于胡玉音冤案的制造，并不全是因为“阶级斗争”的需要，很大一部分是源于男性对于她的忽略和男性对胡玉音的喜爱，并不是以她自身的喜好来判断美丑，而完全是以男性的喜好和重视来决定自己快乐与否。这和传统的女性依靠男人的欣赏程度来提高自己社会地位的观念挂上了勾。传统社会之中，无论是“后宫”之中的妃嫔，还是大家庭之中的妻妾之间，都是通过吸引男性的注意力来提高自己的生活状况和地位，因此引起了女性之间的种种嫉妒和倾轧行为。她对黎满庚的追求失败因为黎满庚割舍不下初恋情人胡玉音，后来当对“北方佬”谷燕山的投怀送抱也遭到拒绝时，她愤怒了，狂风暴雨般地借卖粮之事含沙污蔑正直善良的谷燕山与胡玉音有不齿的男女勾当。对于求爱的失败，她并没有从自己和谷燕山身上寻找根源而完全把源头指向了“芙蓉姐子”胡玉音。镇上男人对自己不理不睬却“一个个就和馋猫一样，总是围着米豆腐摊子转……”[19]以男性的喜好与否来作为自己快乐与否的标准，因为嫉妒而对同处于弱势地位的女性同胞加以迫害，甚至要以损害她们的女性特征为代价——用铁丝把胡玉音的两个奶子穿起来，这反映了渴望融入男性话语权力的李国香女性意识的变形和异化。她对女性魅力和女性特征发达的胡玉音的迫害充分展示了女性特征已经不再发达的她对于自己缺失的女性意识的痛恨，而这种痛恨的发泄点并没有反馈给她身处其中的主流话语权，追求自己的正当权利、正当地位，希求自己女性意识的觉醒和恢复，而是指向比自己地位更为弱势的女性群体，通过对这些身处民间话语权之下的相对健康的女性的迫害和强迫异化，比如不允许胡玉音与秦书田的正当结合，剥夺胡玉音正当恋爱的权利、婚姻的权利，促使秦书田判刑，人为地把胡玉音置于孤独无助的地位，从而将胡玉音处在与自己相同甚至更为低下的变形和异化处境之下，以此来消除自己女性意识缺失所引起的负面情绪，使自己的心理处于一种变态的平衡之中。从而寻求自己在融入男性话语权之中时所付出的女性主体意识被剥夺的补偿。当自己的权利和自主意识被上层意识剥夺的时候她并没有积极主动地向上层意识发动进攻，维护自己的权利，反而通过对比自身地位更为低下的群体的更为深刻的迫害来弥补自己的创伤，因此，这个被男性话语权所异化了的女性对同样身为女性的同胞进行的迫害往往比男性话语权所直接进行的迫害更为强烈残酷，更为可怕。
　　
　　二、“豆腐西施”胡玉音
　　
　　1.走出家庭的困境。“豆腐西施”这个概念由来已久，卓文君“当垆卖酒”大约可以算是记载中最古老的“豆腐西施”了。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只能选取这样一些依靠自己的容貌来招揽顾客的服务业来谋取利益，她们不能够得到和男性平等就业的权利，走出家庭的途径是很狭窄的。鲁迅在《娜拉走后怎样》中说：“但从事理上推想起来，娜拉或者也实在只有两条路：不是堕落，就是回来。因为如果是一匹小鸟，则笼子里固然不自由，而一出笼门，外面便又有鹰，有猫，以及别的什么东西之类；倘使已经关得麻痹了翅子，忘却了飞翔，也诚然是无路可以走。还有一条，就是饿死了，但饿死已经离开了生活，更无所谓问题，所以也不是什么路。”[20]长期处在弱势的社会地位，被剥夺了受教育权利的女性已然“忘却了飞翔”，丧失了独立自主的经济地位和更丰富的谋生手段，只能从事一些专业性相对较弱的行业，例如服务业来达到走出家庭的目的。所以胡玉音从一开始走向社会就是一个处在男权话语之下的女性，处于不自觉的被压迫状态。在把自己限定在服务业，向社会提供服务以换取经济利益的同时本身的自主独立意识必然或多或少的丧失，逐渐处于被他人所支配所压抑的地位难以坚定果敢地追求自己的正当利益，难以理直气壮地维护自己的劳动果实。面对女组长李国香替她算出的“盈利明细账”，知道“她的收入达到了一位省长级干部的水平，累计六千六百元”[21]时她面对自己每次推石磨推四五个小时，早起晚睡所换的正当利益的第一反应并不是高兴或者欣慰，却是“真是五雷轰顶！她顿时就像被闪电击中了一样”[22]。就好像她的辛苦劳动并不配得到这样的结果一样。她并不认为自己的身份和职业允许自己获得与自己的劳动付出相称的回报，自然而然地认为自己米豆腐摊的收入是不应当和“省长级干部”相同的。当她“抓死抓活，推米浆磨把子都捏小了，做米豆腐锅底都抓穿了，手指头都抓短了”[23]“请人描图、备料，请木匠泥匠，忙了一冬一春，都瘦掉了一身肉”[24]换来的新楼屋被查抄，被没收，变成“芙蓉镇阶级斗争现场展览会”的时候，她并没有积极上访，讨个公道，而是驯顺地承认自己只有“住烂木板屋的命”，放弃了维护自己既得利益的权利。这一切都是男权社会剥夺了女性平等就业的权利之后又主观武断地否认从业人员主要为女性的服务业的社会作用和社会价值的结果，根源于传统话语体系对服务行业的轻视，将这一行业置于利益分配的最低端，不允许从事这一行业的人群有资格拥有超过其他行业或者与其他行业相等的利益。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