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本没有简单地将左倾错误的危害完全指向“四人帮”及其帮凶身上，在结尾的时候给以传统的“大团圆”式的结局，即“好人”平反昭雪，“坏人”踉跄入狱。如作家指出的那样，“中国大地上出现的这场现代迷信的洪水，是历史的产物，几千年封建愚昧的变态、变种。不能简单地归责于某一位革命领袖。不要超越特定的历史环境去大兴魏晋之风，高谈阔论。需要的是深入细致的、冷静客观的研究，找出病根，以图根治”[2]。小说中“坏人物”的典型李国香在结尾甚至还结了婚，升了官，以至于“由她负责落实全县的冤假错案的平反昭雪，右派分子改正，地富摘帽，改变成分”[3]。由冤案制造者来平反冤案，这是符合当时某些地方的客观事实的。正如作者古华在《话说〈芙蓉镇〉》中所说：“《芙蓉镇》里所写的几个主要人物，都有生活原型，有的还分别有好几个生活原型。”电影《芙蓉镇》的导演谢晋在改编《芙蓉镇》的座谈会上也曾说到，他身边、社会各岗位都有着类似王秋赦这样的人。
　　从人性的角度对“文革”悲剧的形成原因进行解读是《芙蓉镇》的一大特色。文本对处于运动中的各类人群的反应，以及政治、权利对人性的逐步异化和扭曲进行了真实的刻画和严肃的探讨，从而对“文革”这一群体性疯狂行为的形成原因给与了深刻的揭示。这主要以“中间人物”黎满庚的动摇为代表。在运动初期他受到了冲击被李国香在群众大会上指桑骂槐地指责道：“今天，我们工作组把秦书田揪出来，当一个活靶子、反面教员，也当一面镜子，把我们有些干部、党员的脸块照一照，看看他们的屁股是坐在哪一边！”[4]然而当胡玉音把辛苦挣得的一千五百元托他代为保管时他又没能够守住当初“今生今世，我都要护着你……”[5]的誓言，没能顶住来自家庭和社会的压力，将款子上缴给了工作组，成了胡玉音“转移投机倒把的赃款，窝藏资本主义的罪证”[6]，继而成了胡玉音冤案制造者的帮凶，加速了胡玉音的痛苦和精神上的崩溃。但这并不是说他本性上如何坏，是等同于李国香一类的“风派”人物，他做这一决定是经过了强烈思想斗争的结果，他曾经痛哭流涕地对“北方大兵”谷燕山说：“你老哥的话，句句像刀子……我也是没办法，没有办法哇！在敌人面前，我姓黎的可以咬着牙齿，不怕死，不背叛……可是在党组织面前，在县委工作组面前，你叫我怎么办？怎么办？我怕被开除党籍呀！妈呀，我要跟着党，做党员……”[7]这很好地揭示了“文革”期间一部分干部和有良知者没有坚决果断的与左倾错误做斗争的深层原因，正如艾德蒙·伯克所说：“恶魔得逞的必经之路，就是让好人无所事事。”而正是这些有良知者的不作为才导致了左倾错误的一步步扩大，王秋赦一类的“流氓无产者”和李国香一类的“风派”人物野心的逐渐膨胀，最终导致“文革”时期种种悲剧和闹剧的产生。虽然不是“文革”的主谋者，但在客观上充当了“文革”最残忍、最无耻的帮凶。
　　小说的背景设置有着深刻用意，不在人际关系比较复杂、斗争比较激烈的大城市，而是一个相对闭塞、人情淳朴、古风盎然的湘南小镇。因为最可怕的不是野兽怎样去吃人，而是人如何变成野兽去吃人。在这个人情浓郁的小镇“偶尔某户人家弟兄内讧，夫妻斗殴，整条街道便会骚动起来，人们往来奔走，相告相劝，如同一河受惊的鸭群，半天不得平息”[8]，可随着政治风云的席卷，脉脉温情涤荡殆尽。“万人集市”骤变成“街上连鸡、鸭、狗都不见了！大人娃儿都哑了口，不敢吱声了！”[9]的“社会主义的战斗堡垒”。人与人之间牵系的不再是乡里乡情，不再是夫妻之情，不再是爱情，不再是友情，而是政治汹涌里的敌我斗争。通过这一令人深思的转变过程，揭示了以男权主义为本质的主流文化对民间文化和人性的侵蚀和异化。在这意义层面上，芙蓉镇的“两个半”女性人物即李国香、胡玉音和若隐若现的“半个人物”“五爪辣”身上流露传达的尤为强烈。
　　
　　一、“人鬼传奇”李国香
　　
　　1.主体意识的风向标。李国香是芙蓉镇上反面人物的代表，但这个人物从本质上并不是毫无人性的魔鬼。“在男权社会中，女性地位失落，只有依附男子，按男权文化的价值观念与审美标准来塑造、改变自己的自然与社会形象，并通过取悦与男性来改善自己的境遇”[10]。处在以男权主义为主流的政权体系之中的李国香，为了有所成就，彻底融入权力体系，必然要牺牲自己的女性权利、女性意识甚至女性特征。“她政治上越来越跑红，而私生活方面却圈子越搞越窄，品位级别也越来越低了”[11]。三十多岁却从没有谈过一场真正的恋爱，因为她并没有以自己的感情需要作为评判和选择恋人的标准而是以社会和主流文化的需要为标准，初恋的县兵役局一颗“豆”的少尉排长，因为当时流行的歌谣是“一颗‘豆’太小，两颗‘豆’嫌少，三颗‘豆’正好，四颗豆太老”从而显得不够理想而很快分了手。后来结交的“三颗豆”的上尉连长，又因为身边“活蹦乱跳的男娃”“头次见面不喊‘阿姨’，而喊‘后妈’”赶紧拉倒。响应党“向科学进军”的号召而找的县水利局的眼镜先生最能代表她以政治需要为风向标的择偶观念：即使已经与“眼镜先生”有了“百日之恩”，当这位知识分子被划为右派之后，她又“像走夜路碰见了五步蛇，赶忙把跨出去的脚缩了回来”[12]且丝毫没有任何迟疑，没有任何感情的牵绊，果断而冷酷，就好像落实政策一样，直接、坚决，彻彻底底地以主流话语的好恶为好恶，以主流话语的抉择为抉择。自我意识和自主意识已经完全缺失，变成了主流话语权的附庸、主体策略的传声筒。以至于虽然她也从心里反感和谷燕山在一起，认为他“一脸胡子拉碴，衣衫不整，爱喝二两，染有一般老单身汉诸如此类的癖好积习”。“一旦真的搂着那个一嘴胡子拉碴的黑雷公睡觉，没得恶心，不定一身都会起鸡皮疙瘩”[13]，但是全镇又只有他符合“共产党员、国家干部”这个“起码标准”，所以她才拼命地去追求这个“年龄上头差一截”的“北方佬”。到这里李国香不仅择偶标准且连审美标准都向着主流话语靠齐，即使选择对象完全不符合自己的爱好只要他符合主流话语的要求就是美的，是可以接受的。她已经完全被男权话语所支配，认为一旦与政治上过得硬的男性结合，就可以使人们忘记她在县里闹下的丑闻，借助于男性的力量取得权力体系的谅解，加快自己融入权力体系的步伐。对于自己的婚姻幸福与否，自己的女性权利能不能够得以保全则是可以完全忽略的。小说结尾她虽然终于正式结婚，“爱人是省里的一位‘文化大革命’初期丧妻的中年有为的负责干部”[14]，就带有很明显的“政治婚姻”的痕迹，因为他们还是暂时分居着，在这样的情况下，对于这段婚姻里包含的爱情成分是很值得怀疑的。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