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五行，对历代王朝行政的影响
　　
　　正因为“五行”是《洪范》“九畴”中最基本最核心的内容，是“九畴”的总领，体现着我国远古时期国家天人合一、神权政治的行政辩证思想。随着社会发展，人们对客观事物认识的深入，“水、火、木、金、土”五行不但成为历代君王统治者治国行政辩证思想的核心，而且，逐步变得神秘、抽象，与五声、五色、五方、五脏、天干、地支等相联系，形成一个比较完备的五行学说系统，成为禁锢和制约历代君王行政不至于为所欲为的枷锁。
　　五行学说的始作甬者，是西汉《今文尚书》学派的鼻祖——济南人伏生，《洪范五行传》是其诠释阐述《尚书·洪范》篇的著作，该书采取“取象归类”的方法，把“五行”与其他一切具有“五”数的物质相配，抓住“五行”及与之相配的对象之间的相似性进行归类。如在《尚书·洪范》原文中，“五行”与“五事”、“五行”与“庶征”各自作为九畴中的一畴而相互独立，而《洪范五行传》中却把它们一一对应联系起来，“五行”，“木、火、金、水、土”分别对应“五事”：“貌、言、视、听、思”；对应“庶征”：“雨、肠、寒、燠、风”；对应“咎征”：“狂、僭、豫、急、蒙”等，明确地告诉人们，不论是物质世界火水木金土的“五行”，古代国家君王行政“貌言视听思”的“五事”，还是广袤宇宙中岁月日星辰和历数的“五纪”，自然界“雨呖燠寒风”“五者来备”的“庶徵”等，均各有其规律。君王必须顺其规律行政，如倒行逆施，天地不容。必将受到应有的惩处。君王身为人主，其五种行为如不得体或者说不合乎礼的规范，则会导致“五咎”的发生，即狂(下人狂妄)、僭(下人僭越无礼)、荼(下人散漫)、急(下人汲汲于功利)、霜(下不通于上)。上天也会作出五种惩罚：常雨、常阳、常燠、常寒、常风。君王自身也会得到五极之报应，即丑陋、忧愁、疾病、贫穷、不能长寿。另外，伏生对各种天人感应五行灾异情况的表述均采取反面立说的方式。如不说政事得当。便五行表现正常；而只说政事失误，便五行产生变异。又如不说五事合宜，便有休征和五福，即得到好报；而只说五事失误。便产生咎征和六极，即得到恶报。这种反面立说的表述方法颇具特色。容易引起人们、特别是最高统治者的惊惕，从而达到裁制君权、规之正道的目的。
　　这样，从秦汉之际伏生的《洪范五行传》起，据五行说灾异，将洪范九畴的有关内容逐条串连起来，全面论述天人感应。开了用五行灾异之说解释儒家经典的先河。虽然伏生只是针对《尚书·洪范》篇进行论述，但此风一开，如决堤之水，便泛滥而不可收拾。西汉景帝、武帝时期，董仲舒继起。用阴阳五行说研究《公羊春秋》，著《灾异记》、《春秋繁露》等书。推论灾异，大肆发挥，把天人感应思想阐述得更具有理论性，形成了一种倾动朝野的思潮，得到帝王将相的信任和支持，积累了大量的灾异论说资料。因此到东汉班固撰写《汉书》时，专门创设了《五行志》一目。以记载这方面的重大事件和资料。这样《汉书》创撰《五行志》，垂法示范；导致我国以后历代凡规模齐备的正史，都相沿仿效，均撰有《五行志》。唯清代《清史稿》改称《灾异志》，实质相同。
　　这样，几千年来至今。五行学说已经发展成为一个自身充满矛盾而又不可克服、体系完备、禁锢人们、特别是禁锢君王思想和行为的系统学说。当古代圣哲们用“五行”揭示世界，解释物质和物质之间的联系时，五行学说既体现朴素唯物主义的物质观，又有深刻的辩证法意蕴；而当用“五行”解释社会和社会现象时，五行学说则成为地地道道的唯心主义的历史观，成为“天人感应”愚昧人心的神学，成为一种禁锢君王思想、规范君王言行、制约君权不至于为所欲为、促进君王为民治国行政的封建行政辩证思想。并渗透到中国社会的各个方面，维护社会结构稳定。影响和主导着中国社会的演变和发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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