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史学成果形式的多样化应是发挥史学应用功能，使其走向社会、走向大众的方向之一。史学成果长期以来表现为史学论文和专著。在某些领域，论文和专著只有少数人才看得懂，对大众来说意义不大，在社会上难以产生反响。所以就史学成果的展现形式来说，不妨做一些新的探索：
　　1.直接为企业经营服务。史学工作者凭借史学资源为企业充当谋士或设立谋略库，以软件的形式表现出来。
　　2.创造史学资源产品。知识经济时代形成知识产业。史学也是知识，产业化也是大势所趋。大量历史文化资源都可以以药品、食品、娱乐产品等方式开发出来，其间蕴含着无限经济价值。史学工作者投身其间，大有可为。
　　3.成果专利化。有关技术性较强的成果，如挖掘的失传技术应申请专利，予以保护。
　　4.鼓励优秀通俗史学成果的创造。通俗史学有着巨大的读者群，对此应设置激励机制，鼓励其间的精品发展，打击粗制滥造者，注重史学社会价值。
　　5.史学工作者走向影视及网络其他媒体，不断扩大影响力，创造相关作品，社会效果良好的，亦应视为成果。例如中央电视台制作的《记忆》《百年中国》节目被有些学者称为“影视史学”用视听等多种手段再现过去，反响不错。
　　只有史学成果的多样化，才能满足不同社会群体的需求，更好地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社会对史学总是有需求的，“实际上，广大民众并没有因为现代科学技术对社会变化的作用越来越大而失去对历史学的兴趣。相反，技术越是发达，社会越是进步，给人类带来的问题越多，人们越是有兴趣想从人类过去经历中寻找解决问题的方案。”②
　　其次，学院派史学应从多角度加大向社会渗透的力度。20世纪90年代以来，很多人热衷于搞实证研究，颇有回到乾嘉去的味道。搞实证研究无可厚非，但不少研究者钻入某些狭窄的领域，互相隔离，选题日益碎化。学术乃天下公器，而非少数人欣赏的玩物，为了发挥史学的社会功能，树立大史学观念，建立大史学格局是必要的。史学工作者还应对其他学科采取包容态度，鼓励非史学工作者治史。有其他经历之人治史，在史学界屡见不鲜。从古代的修昔底德、恺撒，到近代的威尔逊、丘吉尔等政治家，这些人治史，往往具有专业史学工作不具备的优越条件。由其他行业转而治史者也不少见，其中不少成了大家。胡适曾学过农科，郭沫若原本学医，黄仁宇、戴逸学过工科。这种现象是有其道理的。历史与现实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对现实的接触面愈广愈深，对历史的感悟同样愈深刻。有句古话叫“功夫在史外”，这不是虚言。另一方面，亦应看到，其他学科的研究者、工作者出于种种原因和需求，对史学亦抱有浓厚的兴趣。这些人治史，便把其他学科的一些新方法、新理论带入史学界，无疑给史学发展带来了新动力、新空间、新气象，在学科交融、新领域、新知识不断涌现的今天，谁掌握了这一点，就等于找到了创新的钥匙。例如著名经济学家张继迎用博弈论方法研究经济学，成绩斐然。他又发出用博弈论方法研究经济史的呼声，指出以博弈论分析历史上的经济制度很有意义。
　　第三，与群众文化的贴近、结合是今后史学研究的一大潮流。群众文化是人们职业外自我参与、自我娱乐、自我开发的社会性文化，它可分为社区文化、人民文化、大众文化、闲暇文化等等。③在工作时间日益缩短的今天，人们的业余时间越来越多，群众文化在社会生活中所占的地位日益突出。以闲暇文化为例，它具有休息、娱乐、自我开发、解除身心疲劳、恢复个人健康人格等多种功用，具有广泛的社会性。史学若与这些开发功能结合起来，一定会迅速扩张其渗透面，带来意想不到的社会效益。例如，史学知识若以农谚、民歌的形式表现出来，朗朗上口，便于咏唱，其中蕴含的处世哲学、历史典故等学问就容易被人们接受。反映古代西藏社会生活的世界上最长的长篇叙事诗《格萨尔王传》在长期的传唱中就丰富了许多人的西藏历史知识和生活知识。此外，史学亦可向歌舞、美术、文学、戏曲等领域扩张其阵地，发挥其陶冶情操、审美、宣传教化的诸功能。徐悲鸿以历史典故寄托志向的油画作品《田横五百士》，郭沫若编写的历史剧《屈原》都是这方面的典范。另外，棋类等智游戏活动、电影、电视，光盘制作、茶文化节、酒文化节等活动都可以发挥史学工作者的作用。
　　（二）建立和完善公共史学从业者的培育机制。
　　发挥史学机构、团体的社会功能，加强与史学外围群体的互动。史学机构、团体多数量众多，如何扩大这些团体对社会的影响？其中重要一点就是加强与史学外围群体的互动。所谓史学外围群体指的是在其职业生涯或其他活动中大量使用着史学或从事与史学有关的活动之人所组成的社会群体（不包括专业史学工作者），包括：导游员、讲解员、中小学教师、文化工作者（文化馆、博物馆馆员）、评书]员、资料员、图书馆档案馆馆员，影视工作者等，专业史学机构与史学外围群体及大众的关系如下图：

     增强史学向社会的渗透力，所应当做的工作首先是加强史学外围群体人员的史学素养，如培训、指导，以及对其活动进行督导和调控。同时，应不断反馈外围群体向史学界输入的新信息，史学外围群体也应成为史学界获取外部信息，参与社会的媒介与孔道。这样，就不会使得专业史学脱离于社会。
　　另外，高校应建立公共史学学科、建立培养公共史学人才的基地。近年有学者已经提出借鉴美国做法，进行高校教学和人才培养模式改革的倡议。虽有一些高校借社会国学热的潮流，历史院系办起了国学班，其服务社会的应用功能及其效果并不突出，其人才培养模式有的仍是专业人才培养模式的翻版，其效果还有待实践检验。如姚霏、苏智良指出，21世纪之初，“市场导向”所引发的“史学危机”，已经深刻体现在高校历史学科的人才培养上。知识结构与实际运用的脱节，教学实践与培养目标的出入，使得高校历史学专业出现招生和就业的两难困境。于是，不少高校或“知难而退”，或“掉转枪头”。而史学人才库的萎缩又将“史学危机”推向更深处。2006年起，以易中天“品三国”领衔的“百家讲坛”节目及其衍生出的图书，受到了前所未有的追捧，自此之后，中国图书市场上的“新说历史”“戏说历史”类图书畅销不衰；而以清朝宫廷为背景的影视作品也连连创下收视新高，在史书上都难得一见真容的清朝十代皇帝，无一例外地拥有了“银幕形象”。无数年轻人表达了对历史故事和历史人物的巨大兴趣，史学的魅力依然无穷。两相比较很明显，问题不在史学本身失去了生命力，而在于历史专业人才培养的思路过于狭窄。提出中国高校培养公共历史学人才“三步走”的战略。首先高校应调整学科培养计划，对历史学科人才进行“分流”培养，从社会需求出发，培养能够运用学科知识和方法解决其他领域实际问题的应用性人才。第二，高校还应设置“立体型”课程和“内外互动型”教学模式。要求公共历史工作者具备相应的社会史知识结构和研究能力。加大专题史，特别是社会史相关课程的开设，是实现高校公共历史学人才培养的第一步。一方面是夯实专业能力，另一方面，由于公共历史学的应用性较强，在对历史资源进行开发、分析，必须引入其他学科方法才能达到目的。比如在对文化资源进行管理和历史保护时，不仅要求公共历史学工作者掌握扎实的历史知识，更要懂得相关的考古、建筑学、博物馆展览、法律、环境学、文物收藏等知识。第三，高校应建立人才培养交流平台，主动挖掘人才培养的实践基地。高校应首先挖掘人才培养的实践基地，主动与当地博物馆、档案馆、文保会、地方史志办公室、社区、政府机构和企事业单位等建立联系，为学生实践提供场所，并通过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实践活动，加深社会对公共历史学的认识和接纳，反过来有利于高校公共历史学人才的就业和发展。这些想法如果付诸实施，定能使得我国公共史学发展步入良性发展的快车道。①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