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7年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澈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
1927年9月19日，中央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关于“左派国民党”及苏维埃口号问题决议案》中指出：“现在群众看国民党的旗帜是资产阶级地主反革命的象征，白色恐怖的象征，空前未有的压迫与屠杀的象征。”“澈底的民权革命——扫除封建制度的土地革命，已经不用国民党做自己的旗帜。”“中央根据此点，所以认为八月决议案中关于左派国民党运动与在其旗帜下执行暴动的一条必须取消。”“现在的任务不仅宣传苏维埃的思想，并且在革命斗争新的高潮中应成立苏维埃。”这个决议案正式取消了组织左派国民党的计划，提出苏维埃口号的决议，但并未推广到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地区。“苏维埃的组织，首先应当在那些中心的地方如广州长沙等，当我们有决定的巩固的胜利的时候；当这些中心地点正［还］没有被革命暴动占据以前，在小县城里面要坚决的拒绝组织苏维埃，这是为着不要失掉苏维埃政权的真意。换句话说，在小城市里的政权仍旧必须照中央原来的决议去组织（除去对国民党的左派问题），在农村中最近期间‘一切政权属于农民协会’仍完全有效。”[7］369-371
到了1927年11月，中共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通过的《中国现状与共产党的任务决议案》中指出：“现时革命阶段之中，党的主要口号就是苏维埃——无产阶级领导之下的工农民权独裁制性质的政权，只能在苏维埃制度的形式里建立起来。”[9］261至此，经历了曲折的革命探索，中共正式举起了苏维埃大旗，确定了宣传苏维埃、组织苏维埃的政治目标。南昌起义的领导人因在起义失败后继续使用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的名称而受到责难；毛泽东在发动秋收起义时只打出了共产党的旗帜；广州起义要求建立城市苏维埃或称公社——所有这些举动都标志着越来越强调共产党独立自主的领导。[10］24
二、“苏维埃”的发展
“南昌暴动的失败结束了中国革命第二时期——左派国民党的时期。——于是广州暴动便开始了中国革命的第三时期——苏维埃时期。”[11］303特别是广州苏维埃政府建立，虽然其存在时间极其短暂，但其意义却十分深远，表明中共独立领导中国革命的开始。1928年1月3日，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会议通过的《广州暴动之意义与教训》中提到了广州暴动的经过，指出：“暴动一开始之后，革命的兵士就将国民党的青天白日等的徽章完全抛在街上，换上红领带。同时劳动民众将全城的青天白日旗——白色恐怖的象征，一概撕掉，都竖起镰刀斧头红色旗，张贴工农革命的标语。”[11］201928年1月22日，《中央关于中国政治现状与最近各省工作方针议决案》中提到：“广州暴动失败，表面上革命又受一挫折，但是实际上苏维埃的红旗，却极广泛的散布到中国——从广州到满洲，从上海到四川——广大的工农贫民兵士之中”，“广州暴动虽然失败，但是他更加给了全国革命运动以明确的旗帜——苏维埃的旗帜，他是联合全国革命潮流的象征，确定革命深入的性质。”[11］86，87中共中央临时政治局在总结广州暴动的意义与教训，部署中国共产党的最近任务时指出：“中国共产党的一切工作，将来都要和广州暴动的结果与经验相联络起来。党的口号应当与革命的新阶段相符合。”[11］37
确立土地革命时期的革命目标后，中共开始着手开辟自己的根据地并在此组织苏维埃政权，这样，新一轮的“苏维埃”符号建构拉开帷幕。正如马克思所说，“彻底的革命只能是彻底需要的革命”[12］11。1928年7月10日，中共六大通过的《苏维埃政权的组织问题决议案》指出：“苏维埃的正式名称应当是工农兵代表会议（乡区的可简称农民代表会议）。中国的苏维埃政权的正式名义应当是：中国工农兵代表会议（苏维埃）政府。”[11］392土地革命时期中共的“苏维埃”符号建设主要是通过学习苏联苏维埃建设的历史和经验而来的。苏维埃成了革命政权建设的一个引导符号。以川陕革命根据地政权系统为例，川陕苏维埃组织系统由省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县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区苏维埃（工农兵）代表大会、乡苏维埃（工农兵）大会以及村苏维埃（工农兵）大会组成。其他苏区的政权结构也大同小异。土地革命时期中共在中华大地上建立了许多革命根据地，即“苏维埃区域”。在红四军政治部印发的《红色战士读本》第二册中就介绍了中国苏维埃区域的一些情况：“江西苏区（中央苏区）、湘鄂赣苏区、粤赣边苏区、赣东北苏区、闽浙边苏区、鄂豫皖苏区、湘鄂西苏区、陕甘边苏区、川陕边苏区。此外，还有广西右江苏区、湘南苏区、鄂北苏区、皖南苏区、江苏南通一带的各小苏区。”[13］303
其中，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成立是“苏维埃”符号建构发展达到顶峰的一个标志。1931年11月7日，中华苏维埃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一苏大”）在瑞金举行。大会会场经过重新装修。大门的上方悬挂一颗黄色大五角星，“在主席台上，墙壁挂着马克思、列宁的木刻画像和党旗，桌前挂着‘工农炮垒’的布质标语”，“主席台前大木柱间扎着三道彩门，悬空挂着彩球，中间彩门上嵌着金色五星，上面写着‘全世界无产者联合起来’的字样；左边和右边台柱上，一幅对联为‘建立布尔什维克的群众工作’，‘学习过去苏维埃运动的经验’，台沿挂着‘民主专政’的布质标语”，“上下厅内挂满了三角彩旗，‘拥护全苏大会’的条幅标语举目可见”[14］226-227。一苏大通过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草案》规定了苏维埃政权的组织形式，同时规定了“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国徽规定所在地球形上插交叉的锤子与镰刀，架谷穗于地球下和两旁，地球之上及五角星上书‘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再上写‘全世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呵！国旗为红色旗上加上国徽。”[15］132因此，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是“苏维埃”全面建构和完善的开始。
而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简称“二苏大”）是民主革命时期中共举行的一次最热烈隆重的会议，这也是“苏维埃”传播最广泛的一次，影响最大的一次。“这是如何壮丽的一会场呵！四周挂满了红的、绿的绸缎的祝贺旗子，‘只有苏维埃才能救中国’！‘只有苏维埃政府是抗日救国的政府’！许多旗子上面都绣着这样的口号。讲演台是一个半圆形的台子，桌子楼下都是铺着鲜红的绸子，会场是一个圆形的巍峨的建筑，四周的窗门都镶着玻璃，场中的光线匀称而充足。”[15］286在这个“苏维埃”符号的建构的场域里，各种革命符号得到展示，人们得到鼓舞。在典礼中，各种象征符号所肩负的意义，都是有关当时群体所遭遇到的问题，人们通常都被淹没在私人的难题和与切身有关的实用利益之中，因此，就需要当头棒喝的震醒人们以自我为主的关怀，以期能相信，并且支持他们政治组织的基本原则。[16］122此次会议正值第五次反围剿末期，“苏维埃”符号体系得到淋漓尽致的传播，反映了会议组织者以此动员全体民众，加强团结，反对共同的敌人的政治动员意图。集体的符号性活动，以仪式来自我界定，加强了社会和政治认同以及群体团结，尤其当群体界限受到威胁、削弱或者模糊的时候，更是如此。[17］312苏维埃时期，中共运用“苏维埃”符号建构来引领中国革命发展，取得了十分辉煌的革命业绩，反映了中共局部执政的尝试。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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