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考察理性官僚制生成的历史时，韦伯对在绝 对国家中出现的官员给予了高度评价，认为他们首先帮助君主承担起了反对贵族的使命，在贵族衰落之后又承担起了反对君主，从而反对整个等级制度的使命。但是，根据我们的考察，即使在绝对国家时期，欧洲也没有形成类似于中国的官的等级系列，虽然他们表现出了反对一个特定的贵族等级的倾向，但这只能看做是爵的等级体系内部的权力斗争，并不包含试图超越等级制度的想法。这是因为，官也一直是想跻身于爵的等级系列之中去的。所以，对于近代社会的出现，是不应像韦伯那样到官那里去发现具有积极意义的因素的。相反，恰恰是由于欧洲一直没有出现一个完整的官的等级系列，致使这个社会只有一个爵的等级系列的支持，才成为一个稳定性较差的等级社会。结果，随着城市及其市民社会的出现，随着革命力量的积聚，欧洲的等级社会也就轰然倒塌了。同样，中国农业社会的解体为什么会这么困难，就是因为它有着一个完整的官的等级系列的支持。不过，一个非常有趣的现象是，虽然欧洲资产阶级革命废除了爵的等级系列，却建立起了完整的官的等级系列，现代官僚制显然是一个等级结构，只是它不再服务于对身份等级关系(爵的等级系列)的维护，而是服务于社会平等的目标。
　　尽管欧洲与中国的农业社会有着巨大的差异，但是，它们的农业社会历史阶段都属于等级社会，等级关系都处于支配性的地位，从而产生了普遍的“役”这样一种支配和压迫形式。只不过在中国农业社会的成熟阶段，作为其经济关系的土地关系得到了充分发展，所以，对等级关系条件下的等级压迫有所矫正，所以，役的特征有所弱化。而在欧洲，土地关系一直被牢牢地束缚在等级关系之中，因而必须以役的形式出现才能保证这个社会的稳定。这就是为什么欧洲历史上有着发达的身份等级关系体系和为什么刻意追求附庸对领主效忠的原因所在。但是，发达的身份等级系列抑制了官的等级系列的成长，所以，这个等级社会得不到专门为了维护等级关系的官的等级系列的支持，随着城市的产生和农奴逃离土地而进入城市，身份等级的链条也就断裂了，从而革命发生丁。相反，在中国农业社会，由于存在着身份等级和官的等级两个系列，使官的功能得到了充分的发挥，始终能够有效地维护这个社会的等级关系，保证这个社会的等级体系稳定，在任何出现了对等级体系造成冲击的异质因素的地方，官的等级系列立即就会将其消除。正是这一点，是中国农业社会拥有一个超稳定结构的秘密所在。
　　显然，就等级社会而言，中国农业社会由于出现了两个完整的等级系列，并形成了相互支持的局面，所以是一种比西方等级社会更加成熟和更加发达的文明形态。而对于历史的发展而言，当一种文明形态变得非常发达的时候，就会束缚住这个民族或这个地区前进的步伐。中国有着发达的农业文明，而这种文明却阻挡了现代化的道路，领导历史前行的旗帜却由西方世界举起，也就是说，在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转型的过程中，西方世界捷足先登了。现在，如果说工业社会已经走到了自己的顶点，产生了向后工业社会转型的需要，那么，中国社会将会有着什么样的表现呢?这实际上也是我们当前应当选择什么道路的问题。其一，我们可以走一条追赶西方发达国家的道路；其二，确立超越工业社会的目标，举起走向后工业社会的旗帜。如果我们选择了后一条道路的话，就需要对整个工业社会作出科学的分析，去发现哪些因素构成了这个社会的基本结构?哪些因素对王业社会是最为基础性的支持力量?而这些因素却可能成为走向后工业社会的障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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