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要用合适的语言进行对话和交流。哈贝马斯对交往行为的有效性问题进行了研究，建立了“普遍语用学”，解答了什么是对话交流的合适语言这一问题。普遍语用学研究的是人的交往能力，探讨人们怎样在语言的基础上沟通理解达成共识，它的基础分析单位是言说行为。普遍语用学的分析主要是探究语言主体相互关系的形成。这样一来，仅仅具有语言能力对于进行交往行为是不够的，还要有建立交往关系的能力。只有能让当事双方都进入到互相认同的人际关系中的言语行为才是成功的言语行为。言语有效性的基础有四条。其一，语言必须符合语法，且言语的双方都可以理解，这是要求语言的可理解性。其二，语言表达的内容是真实的，语言表达出的是可理解的东西，并且真实存在，这是要求语言的真实性。其三，说话的人表达要真诚，让听者能够相信，这是要求语言的真诚性。其四，语言必须合乎社会的规范，利于听众接受从而在公认的规范下达成共识，这是要求语言的正确性。这四个条件对于有效性言语行为缺一不可，缺少了其中任何一条，言语行为的有效性就不能成立。每个具备交往能力的个人在交往行为中都能使自己的语言达到这四点要求。同时也要看到，言语的这四种要求地位并不是平等的，其中后三种要求才是主要的，而第一种要求是次要的。
　　其次，确立共同的规范标准。哈贝马斯认为，为了建立良好的社会秩序，必须确立共同的规范标准。关于共同规范标准的确立，哈贝马斯提出了两条商谈讨论规则，一个就是普遍化原则，另一个是话语原则。普遍化原则认为，只有当规范实行的影响被所有与其利害相关的人接受，这个规范才是有效的。规范的普遍性只有通过社会实践才能得到检验，每个参与者都要站在他者的立场以确证规范是否被所有人接受。规范只有得到人们的同意才能生效，而这些人必须是有利害相关的、且有能力参与实践话语的人，这就是话语原则。[4]当人们的意见发生分歧时，就应该展开充分的讨论。这一讨论应该是自由、平等的，每个参与者都要自觉地抛弃权力和暴力的使用，人人都有求真之心和追求真理的渴望。人人都必须遵守通过话语共识而发展起来的规则。这个规则就是主体间互相承认、互相尊重的互主体性。
　　再次，建立话语民主的社会。所谓话语民主的社会就是一个公共领域可以发挥一定作用的社会，市民社会与国家之间保持一定的张力，民众可以通过公共舆论发表自己的意见，影响政府的行为，参与国家事务。政治生活的指导原则是交往理性而不是工具理性。生活世界得到解放。话语民主能够对官僚体系形成制约。话语民主社会建立的前提是用宪法保证人民的权利，形成政治权利的分工。
　　三、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实现了对马尔库塞
　　科技意识形态化的理论拓展
　　作为法兰克福学派的第三代领军人物，哈贝马斯与马尔库塞的科技意识形态批判一脉相承，在《作为“意识形态”的技术与科学》中，哈贝马斯明确从马尔库塞的观点出发来建构自己对于科技意识形态的批判框架。关于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批判思想的比较分析一直是学术界的重要议题。著名技术哲学家芬伯格指出：“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在技术方面的争论标志着法兰克福学派历史上的一个重要转折点。”
　　（一）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科技意识形态的同一性
　　首先，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都看到了科学技术的巨大社会推动力及其意识形态化倾向。马尔库塞和哈贝马斯都指出，科学技术发展为资本主义社会创造了一个辉煌的物质文明，对于满足人类的基本生活需要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人们在物质上生活得非常幸福。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使发达工业社会变为富裕社会，人们的物质享受是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人们的基本物质生活需求得到极大满足，整个社会陶醉在物欲的享乐之中。哈贝马斯也看到，科技的发展使社会财富爆炸式增长，社会产品甚至出现大量的剩余。现代科技已经成为“第一位的生产力”。 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都看到，正是因为科技的巨大影响力使它成为一种新的意识形态。马尔库塞指出，科学技术的中立只是一种幻象，实际上在发达工业社会它是一种社会控制的新形式，在政治上文化上造就了一个全面一体化的社会。工具理性让人们失去了否定意识，一味地顺从于现实。哈贝马斯则深入探讨了科技意识形态的根源、特征。科学技术意识形态在现代社会代替了旧的公平交换意识成为新的合法性的来源。相比于旧的“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作用更大、辩护性更强、更加难以抗拒。

      其次，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都看到了科技意识形态化对人的压抑与桎梏。马尔库塞指出，科技意识形态化扭转了科技发展的方向，本该带来自由解放的科技发展，反而加深了对人的统治和奴役。科技发展为现行统治服务，使这种统治对人的压抑显得合情合理，让人们失去了反抗的可能。物质富裕的人们生活在精神的沙漠里，痛苦万状求出不得。哈贝马斯指出，科技意识形态化造成工具理性的肆虐，把科学技术的活动模式不恰当地运用到社会文化生活领域，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文化的失落。科技向意识形态的发展破坏了民主，鼓吹专制，为少数人精英统治辩护，欺骗大众放弃民主权力，把所谓的科学管理奉为圭臬，希望以之来代替民主。
　　最后，马尔库塞与哈贝马斯都指出了一条解除科技异化之办法，都希冀通过扭转科技发展方向，使之重回造福人类之路。他们都提出了科技解放的前景，试图解决现代资本主义社会的这一难题。他们都认为科技意识形态化危害是可以避免的。马尔库塞认为，用新理性超越工具理性，用新感性解放人的潜能，用爱欲解放实现社会革命，科技意识形态危害是可以避免的，科技可以被引导到一条促进人类解放的正确道路上来。哈贝马斯认为，工具理性规则的滥用导致生活世界的殖民化，实行交往合理化让工具理性规则回到它自己的界限以内，将劳动与相互作用进行区分，科技意识形态的危害是可以避免的，在人文理性的规范下科技可以为人类造福。他们的主张都有不同程度的乌托邦性质。
　　（二）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对马尔库塞科技意识形态思想的理论拓展
　　首先，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实现了对“科技意识形态化”概念的理论延伸。马尔库塞从批判技术中立论入手，指出技术并不是中立的，而是具有意识形态属性。在现代工业社会，科学技术成为统治机器的一部分，通过制造对虚假需求的满足以驯化人的自由意识和反抗意志，把人变成顺民，从心理结构上认同统治，在社会结构上与统治体制合而为一。人们的反抗精神被消解于无形，整个社会是一个高度一体化的极权社会。哈贝马斯则是从自由资本主义“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神话破灭入手，指出旧的意识形态破灭，需要新的意识形态作为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的合法性论证。科技的巨大威力使得统治者不得不借助于其帮助以重塑意识形态。科技意识形态具有以往意识形态不及的无孔不入的巨大影响力，使人无法逃避。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