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消除科技意识形态的危害需要呼唤新感性。马尔库塞说：“鉴于发达资本主义所实行的社会控制已达到空前的程度，即这种控制已深入到实存的本能层面和心里层面，所以，发展激进的，非顺从的感受性就具有非常重要的政治意义。同时，反抗和造反也必须于这个层面展开和进行。”作为不同于理性的新感性能够打破理性的霸权，重建感性与理性的关系，解除对人的压制。新感性来源于艺术和审美。众所周知，艺术富含想象力，对艺术的解读是见仁见智各不相同充满可能的，因而艺术也蕴含了多重可能性，蕴藏着解放的希望。“艺术作品从其内在的逻辑结构中，产生出另一种理性、另一种感性，这些理性和感性公开对抗那些滋生在统治的社会制度中的理性和感性。”[2]艺术源于生命的本能，反映的是人的真实需求。美是感性的感官的，它表达了爱欲对快乐原则的追求，对压迫的反抗。艺术在激发人的创造潜力的同时也激发了人内心深处被压抑已久的反抗性和批判性。艺术的使命就是解放。艺术通过想象的新形态来与现实对立，变革人们的感性世界，推动现实的变革力量——大众的变革意识的形成，艺术作品从自身的逻辑结构中推演出新的理性和新的感性对抗现实生活中的感性和理性。
　　再次，化解科技意识形态化的危害需要爱欲解放。马尔库塞认为，把性欲转化为爱欲是消除科技理性对人压迫的重要步骤。性欲是对异性身体的占有欲望，是一种局部的、短暂的快乐，有着生殖至上的狭隘性。与之相比，爱欲的内涵要丰富得多，爱欲不仅包括性欲还包括娱乐、食欲等等，爱欲是一种整体的、长久的快乐，它是为文化所驱动的。爱欲需要不断改善身体的机能才能维持快乐的基础，为了达到目标，爱欲还需要一系列的改造计划把人从恶劣的环境、沉重的劳动、疾病衰老等不利条件中解放出来。爱欲解放将把人从发达工业社会的奴役中解救出来。爱欲解放需要一场全面深刻的革命，社会的边缘人也就是所谓的“新左派”将会成为革命的领导者。
　　二、哈贝马斯科技思想及其理论涵摄
　　哈贝马斯认为，在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科技理性的无限度扩张伤害了人类的实践兴趣，剥夺了民主，造成生活世界殖民化。科技发展必须有其限度，科技理性不能滥用，构建交往理性十分必要。要化解科技意识形态化造成的危机就必须实现交往合理化，让科技走向民主对话。
　　（一）科技理性已经异化为一种新型的政治意识形态
　　哈贝马斯指出，科技的巨大影响力使它被统治者所利用，成为一种新型意识形态，起着维护统治的功能。一方面，科技的意识形态化表现为政治活动的技术化。政治活动的关键在于建构合法性，而意识形态是构建合法性的最好武器。晚期资本主义的大背景下，科技登上了头号生产力的宝座，成为破解任何难题的不二法门，科学技术的强大威力使得旧的“公平交换”的意识形态已经支离破碎的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不得不寻求其帮助以重构合法性。政治活动按照科技的规则运行。政治传播手段高科技化、讯息化。政治组织、政治操作技术模式化。民主政治被技术规约为普选制这一机械的形式。科学技术还导致了所谓政治科学的诞生。另一方面，科技的意识形态化表现为对远离政治的群众进行意识侵占。科技意识形态无孔不入，每个人、每个领域都不能摆脱其控制。科学技术宰制着大众意识形态，使其认同现存的政治秩序。科技意识形态对人的控制显得天然合理，没法反抗。哈贝马斯认为，社会生活的常态应该是文化生活，人们依靠互相理解来进行社会组织活动，依靠交流对话来调整社会关系。现在科学技术的模式被照搬到社会生活中，成为唯一的标准，把社会由生活世界变成了以科技为中心的系统。正是由于“技术统治的意识同以往的一切意识形态相比较，‘意识形态性较少’”[3]所以科技意识形态征服生活世界这一过程兵不血刃、非常顺利。
　　（二）科技意识形态致使生活世界殖民化
　　生活世界殖民化，是哈贝马斯提出的一个独有概念，指的是系统对生活世界的入侵。原本只属于社会子系统的目的合理性模式不恰当地移植到生活世界之中，生活世界被工具理性侵占，日常生活实践也被目的合理性模式扭曲或物化，结果导致 “人的自我物化代替了人对社会生活世界所作的文化上既定的自我理解。”
　　人类社会发展到资本主义时代，社会整体系统逐渐分化，金钱和权力已成为经济子系统和政治子系统的运行媒介。与此同时，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也从生活世界中分离出来。私人领域以家庭为核心，主体的独立与自由是其精神实质;公共领域则是指文化事业、大众传媒等，它的主要目标是进行精神的再生产和凭借政治参与来实现社会整合。在资本主义发展的早期，国家与社会各自独立运行互不干涉，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和谐相处，维持着一种良好的平衡状态。但是，时至晚期资本主义社会，由于经济系统危机不断，为了维护整个社会的运行，国家开始对经济系统进行干预，于是原本互不干涉的国家和社会混在一起，国家与社会双向互动都朝着对方的方向发展，不仅系统内部结构被破坏了，而且生活世界与系统之间也出现失衡。

       因为受到社会子系统的入侵，所以生活世界整合社会的功效降低，带来一系列后果：商品经济和虚假需求左右着私人生活;对统治的盲从也消弭了大众的政治参与自由;专家的意见取代了日常生活实践中普通大众的自由讨论;民主简化为一种纯粹的形式;文化的再生产沦为商品的生产，文化产品成为可以被大规模复制的普通商品，原本具有的特殊人文内涵丧失殆尽。由于利益集团掌握了大众传媒，国家也就掌握了公共领域的话语权，把公共舆论变成自己利益需求的传声筒，向群众倾销自己的政策。如此一来，社会权力和制度限定了人们之间的交往行为，金钱和权力代替了语言成为沟通媒介，本来是应该通过语言沟通达成共识的整合方式被变为报酬与惩罚的拙劣手段，而人作为交往的主体也丧失了其主体性而沦为为实现特殊目的使用的工具和手段。
　　（三）解除科技意识形态化及其后果，要求借助交往理性，构建社会制度框架与技术系统，并确立相应的规范与标准
　　为了消除科技意识形态化带来的危害，哈贝马斯认为首先要在劳动与相互作用的崭新框架中重新理解科学技术，把它看成既是一种合目的的工具性手段，又是一种合目的的理性行为规则系统，同时对科技的手段和规则体系进行分析与构建。这项分析的前提是区分制度框架与技术系统。制度框架是进行统治的权力体系，也是进行文化传承的体系，它的结构变化很缓慢;而技术系统的发展遵循的是合目的的理性活动规则，变化很快。制度框架被技术系统拖着走，其中的历史文化因素就消失了，反思缺位了，制度与文化断裂了。技术与实践的界限消失了，这是晚期资本主义社会里科技进步最明显的实践后果。哈贝马斯认为，要化解晚期资本主义社会中科技意识形态化带来的危机就必须实现交往合理化，建立一套依靠语言进行交流的交往规则，将科技理性置于交往理性的规范之下。让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各得其所，互不侵犯。交往合理化是实现人类自由、解放、平等、公正的关键所在，没有交往合理化的实现，工具理性的肆虐就不会停止，而交往合理化的实现关键在于语言。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代写代发论文_广州毕业论文代笔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