以公共卫生为例，政府卫生投入占全社会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和占财政支出的比例都在下降。数据显示，政府卫生投入占全社会卫生总费用的比例已由1991年的23%下降到2001年的15%，而居民个人卫生支出在此期间却由39%上升到61%；政府卫生事业费占国家财政支出的比例由“六五”期间的3.1%下降到2001年的1.7%[50]。与此同时，公立医院越来越像营利性的私人公司。显然，如果政府投入不足，医院只有靠盈利才能养活自己，它必然唯利是图而把公益性内容如疾病预防和公共卫生置之度外。道理正如钟南山先生所言：“我们医院的经济来源是什么？就是看病！病越重，病越急，病人越多，医院收益越好，这是最基本的驱动。医生选择就职医院，也是看工资高不高，待遇好不好。这种机制，怎么可能去做预防？国外医院的很多的设施和研究项目是针对的是如何尽早预防疾病，但中国医院没有一个更合理的资金来源，只能靠看病来解决自身发展，只能看病越多越好，病床扩得越多越好，钱收得越多越好。”[51]医疗不公是政府需要解决和承担责任的另一问题。周其仁的研究指出，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严重不均衡，80%的医疗资源是为了850万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全国有200万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其中有40万名干部长期占据了干部病房、干部招待所、度假村，一年开支约达500亿元[52]。与此形成对比的是对普通民众特别是农村的医疗投入严重不足。2000 年6 月，世界卫生组织首次在全球对191 个成员国进行整体量化评估，中国的医药卫生总体水平被排在第144 位，而卫生公平性竟被排在第188 位——全世界倒数第4 位[53]。这充分说明了政府的责任缺失。中国目前急需建立覆盖全体居民的基本医疗保险，政府要为弱势群体买单以实现最基本的医疗公平。
　　与公共卫生的投入不足类似，当前中国义务教育领域的投入也严重不足，义务教育本是纯公益性产品，但政府却没有负起责任。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统计，2003年公共教育经费占GDP的比重，发达国家为5.54%，中等收入国家为4.5%，世界平均水平为4.7%，中国教育经费在2005年仅占GDP的2.82%[54]。在投入不足的情况下，义务教育阶段的“乱收费”也就应运而生，且屡禁不止。除了投入不足，教育不平公的问题也相当突出。有资料显示，贫富地区小学、初中、普通高中、职业中学和普通高校在教育经费保障上高低相差分别为12.5倍、11.6倍、8.9倍、7.2倍和10.3倍[55]。不同地区、类别的学校师资力量配置和教育教学硬件资源配置上也存在巨大差距，这违背了义务教育的宗旨和教育公平价值[56]。正是教育资源配置的不均等催生了中国特色的“高价择校”现象。中国必须推行教育均衡化政策才能真正解决教育公平和教育的公益性问题。
　　与教育资源配置不均类似，媒介资源分配不均也是客观存在的事实。从传媒产业的地区发展来说，东部和西部，中央和地方，中心和边缘的差距越来越大[57]。不同社会阶层所占有的媒介资源也极为悬殊。以广播电视为例，中国没有西方意义上的公共媒体，广播电视主要依靠国家赋予的垄断权力从市场盈利以养活自己，同时承担宣传任务，因此中国广电的公共职能十分有限。以广播为例，我国有超过总人口60%的农村人口、占总人口10%以上的超过60岁的老年人口和约占总人口5%的残疾人。但在全国1800多套广播节目当中以上述群体为目标听众群的专业频率凤毛麟角[58]。造成目前弱势群体广播资源分配窘迫状况的原因就在于广播电台的主要经营收入单一地来源于商业广告。显然，政府有必要进一步加大对公共性媒介的扶持力度，以确保弱势群体的媒介占有和媒介使用。
　　第三，探索医疗、教育与传媒公共服务的社会化与民营化方式。公共服务的民营化可以界定为“更多依靠民间机构，更少依赖政府来满足公众的需求”。通过合同承包、特许经营、凭单等形式把许多公共服务责任委托给处于市场竞争中的私营公司和个人，从而打破公共服务领域中不必要的政府垄断，实现效率和效益的提高[59]。毫无疑义，政府应该对纯公益性的物品进行供给。但这种供给有多种形式，一种是政府自己生产或提供这类物品。另外一种是政府通过委托第三方或从第三方购买公共服务或物品进行供给。传统上社会主义国家多采取第一种方式，但效率很低。政府限于自己的人力不济与信息上的不对称，很难有效满足公众对纯公共物品的需求。如通过让政府自己管辖的医院为公众提供免费医疗、让国有媒体为弱势群体提供平台或救济、让公立学校不收借读费实现教育平等等，效果并不明显。政府的巨额补贴很多时候打了水漂。道理很简单，这些机构本身是政府的，与政府之间达成的合同契约很难具制度刚性。在二元体制下这些机构既是政府主体，又是市场主体。政府一方面允许其盈利，另一方面又要求其做公益，这本身是一个悖论。相关的监管一方面由于受到信息的限制，难以奏效，另一方面也很容易被监督对象所俘获。因此，这种政府自己生产公共产品或者补贴国有媒体、医院或学校做公益的做法效率低下。
相比之于这种方法，政府通过向市场或第三方购买公共服务或产品的做法则更有效率得多。采用商业管理的理论、方法及技术，引入市场竞争机制以提高公共管理水平及公共服务质量，这正是西方新公共管理运动的精神所在[60]。美国在教育和国家福利方面的民营化可为中国提供启示。在美国，中小学教育一直是美国各州政府和地方政府的主要职能，基本为公立学校所垄断，虽然近几十年来对公立学校的投入不断增加，但学生的成绩和素质却不断下降。许多主张改革的人士坚持认为城市中小学应该打破垄断，引入竞争。因此，美国中小学领域的民营化改革步伐正在加快，引入私立学校的竞争、拓宽父母的选择权日益成为推动教育体制改革的杠杆。为此，美国各地政府都采用了许多不同的办法进行改革，这些方法包括：开放招生、特许学校、凭单选择（教育券）、学费税收扣除和针对教育的免税储蓄等等[61]。实践证明，政府购买是政府多元化提供公共服务从而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的重要手段。
　　中国的医改也需要引入公共服务的契约化提供模式。正如顾昕所指出的，即使是在公费医疗体制下，医疗服务的提供还是可以市场化运作的。国家完全可以通过合同的方式向私立医疗机构以及作为自雇人士的全科医生购买医疗服务。在医疗服务的递送体系中，引入或者强化市场机制以推动不同服务提供者之间的竞争，尤其是在服务质量和价格上的竞争，是各国医疗体制改革的共同做法[62]。2009年4月６日发布的《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医药卫生体制改革的意见》明确提出，要完善政府对城乡基层医疗卫生机构的投入机制，对包括社会力量举办的所有乡镇卫生院和城市社区卫生服务机构，各地都可采取购买服务等方式核定政府补助。这种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无疑值得期待。也值得在传媒和教育行业进行推广，以使其公益性真正得到落实和体现。 (责任编辑：南粤论文中心)转贴于南粤论文中心: http://www.nylw.net(南粤论文中心__代写代发论文_毕业论文带写_广州职称论文代发_广州论文网）